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与经济增长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进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保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社会的流动性经历了较大起伏。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流动性是非常高的,因为一个被统治的阶级推翻了一个统治阶级,这个时期代际之间会出现负相关的情况。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也依然比较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体制下的社会结构逐渐松动,在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原来非精英阶层的人士反而更有可能找到新的市场机会,比如早期的许多企业家并非来自精英阶层,而是出身农民、乡村干部或没有正式工作的人。
但是,最近十年来有各种迹象表明,我国社会流动性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有学者利用中国的家庭数据发现,1998年之后中国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从当前各种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目前社会关注的一些所谓“×二代”现象,反映的其实是人们对社会流动性减弱趋势的担心。这些所谓的二代本身并不一定成为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其实是一些出身贫寒的人,如果他们看不到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就不会有积极性努力接受教育和培训,不会去寻找和创造机会。
扭转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极为复杂和艰巨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四个方面去着力解决。
第一是在体制上。我们要从强调物质基础设施的建设,转移到以市场和法治制度建设为主,加快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一方面,我们需要打破根据出身和户籍所限定的障碍,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让社会各阶层有平等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防止和根除各种形式限制社会流动的制度障碍,放松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目前我国职业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职业证书要求,大多数是专业技术要求并不高的职业。这只能限制低收入者进入到合适的职业,也抑制了他们通过努力工作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二是在政策上。政府的投资应该从物质资本投资转移到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总量要增加,更要着重消除教育的不平等。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大幅增加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对于教育的不平等重视不够,所以在投入的结构上,必须着重解决教育的不平等。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看,教育的平等会更重要,因为它能保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使得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命运,而这正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第三是要提高各类机构组织维护社会流动性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最终要落实到各类机构和组织中的所有人,尤其是起点较低的阶层人群,能够给他们提供公平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各级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公立学校和其他公共组织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于捐钱支持公益事业,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给没有机会或者缺少机会的群体以更好的机会。举例而言,美国的“平权法案”规定任何接受美国政府项目的机构、组织或企业,雇员结构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包括少数族群占多少比例、妇女占多少比例、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群体占多少比例等。在政府招标中,只要涉及到财政拨款的,满足这些条件的组织和企业都会享受优惠条件。这是健康社会和良治政府要做的事情,作为财政支持的公立机构,理所应当在这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第四是要逐步形成增强社会流动性的社会共识。提高社会流动性,只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之后,才能真正持久和贯彻。现在很多社会公益救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政府应当积极鼓励和扶持。现在社会的公益活动经常说到一句话“达则兼济天下”,个人富裕之后去捐钱帮助别人,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胸怀。但是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富人救济穷人的责任,更是保障所有人,尤其是起点较低阶层的人群,能够有公平机会的社会共识。
中国社会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着经济转型这一重大课题。但是,我们面临的更大的课题是怎么增加社会的流动性,使社会上所有的人,尤其是所有年轻人,无论他们的出身和背景,都感到有机会和希望,都有奋斗的积极性,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才是一个能够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政治理念问题,这是我们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
来源: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