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运行态势分析。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知道在座的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尼尔森的高端客户。各位嘉宾、各位朋友都高度关注我们中国的经济走势。我作为研究者，也是想借这个机会用不长的时间谈一谈我对于宏观经济的基本认识框架，给大家提供一些在这方面观察和思考的参考意见。
我知道在市场人士考虑一系列具体生产经营的战略、策略问题的时候，可能各位已经越来越推崇首先要“看大势”的哲理。这也符合中国人过去特别强调的思维方法上要“取势、明道”，接下来再“精术”。如果从宏观的大势上来看，中国最高决策层现在频繁的使用一个核心概念叫做“新常态”，中央的文件明确要求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如果做一个最简要的评价，新常态标志的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必然到来、而且现在已经在演变过程中的阶段转换。它的“新”大家已经清楚，但是这个“常”还没有实现。所谓“新”就是我们已经看来确切无疑地告别了前面三十几年龙头指标GDP表现为年均增长水平达到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阶段。两位数的发展最后一次出现是在2010年中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有一个回光返照式的站在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再往后，从2011年的九点几，现在已经一路下滑到今年上半年的7%。
这样中高速新阶段的到来，其实符合一般经济体从世界范围来看的发展规律。中国在前几年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各个经济体总体来说和中等收入阶段对应的增长速度状态不可能再是高速的，中国也是合乎逻辑地转到了中高速。这是新常态的“新”之所在，它是直观的现象。
再往前看大的趋势，中高速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还会经历一系列演变，比如说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按照意愿和可能性来说要把整个社会发展成“枣核形”的结构，就是中产阶级要不断地培育、成长，变成社会中间的主体。现在中国社会结构如果从收入不同阶层来看总体来说还像个金字塔型。以后底座的部分要慢慢收拢下来，所谓弱视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少。特别成功的富裕阶层比重也不能够多么超乎一般经济体的常规。两头比较小的同时，中间的中产阶级一定会按照成长的趋势提高它的比重。
这里边又有很多主观要做的制度建设和再分配调节机制的发展问题。我们不展开之类相关的事情，但是首先明确的是一个新常态，第一个关键词是“中高速”。认识宏观经济层面从这样直观的角度再往下看就要说“常”。“常”是要在阶段转换之后完成一个探底，然后使整个增长态势企稳，企稳之后对接的应该是一个尽可能时间段比较长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这个速度的表现在“7”左右，现在似乎是官方的意愿，比如前几天在国际场合周小川行长和楼继伟部长都有重要的讲话，楼部长说到未来几年左右，很可能十年左右，中国在经历严峻“阵痛期”的同时能够争取实现7%左右的增长速度。
学界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最乐观的林毅夫教授仍然在坚持，他更强调的是假设如果中国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做得好，应该还有20年8%左右的增长期。他用的是国际比较，也有一大套他的论据。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不能乐观，7%就不错了。看低的也有中国几年之内就要跌落到5%—6%区间的看法。我倒不太看中到底是6%左右、7%左右还是6.5%左右，关键是速度稳住后一定要有增长质量提高的“升级版”特征。
我觉得第二个关键词应该是跟着中高速强结构优化，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APEC会议比较放开的谈论、阐发他对于新常态认识里边的要点，在直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台之后，这个“常”要落到增长状态上最关键的结构优化。后面跟着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实质的追求在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而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落到人文主义立场上就是要使社会成员、老百姓生活追求中，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得到实惠，而且这个实惠可持续。
习总书记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一开始就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常态”要“常”在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增长质量提高中高速的平台上，我认为这就是实质的追求。这个增长平台当然是对接着中国完成全面小康之后要一直延伸到现代化“中国梦”的战略目标上。落在使人民群众能够满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够变成大地上的现实。这第二个关键词，显然带来一定的挑战。结构优化谈何容易，市场怎么样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政府怎么样更好的发挥作用？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在打造升级版的过程中间处理好。
跟着就要延伸到第三个关键词，这也在习近平APEC会议讲话中看得很清楚，他反复强调“创新驱动，唯改革创新者胜”。我的理解，服务于新常态的“常”能够形成，要依靠现实的创新驱动，功能就是对冲下行压力，在完成探底和企稳的过程中间，通过创新形成结构优化，打造升级版中一系列上行因素的组合。新的动力、新的上行因素在对冲下行因素之后，不光是稳定的形成一个中高速增长平台，而且使结构优化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解放，能够按照三中全会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的路径，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间体现出潜力、活力的释放和使整个宏观发展态势带有升级版的特征。
这方面如果再简要概括一下，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从中共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全面改革顶层规划——三中全会60条中336项具体的改革操作任务对接到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化、现代化特征。在顶层规划布局下能不能攻坚克难、推进改革，这叫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打开的是另外两个层次——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空间。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并不完全依赖于制度创新，但是从宏观层面上我始终强调中国因为经历的是经济社会转轨，在决定意义的是以制度创新打开潜力、活力释放的空间，使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追赶的过程中间还能够守正出奇，能够在中国和社会其他经济体良性互动中寻求命运共同体式共赢，在多赢的和平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中国的后发优势——在一系列的领域里争取通过一步一步的追赶，最后走到前沿。
当然我们现在某些领域里已露端倪，各位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国的高铁核心竞争力在世界范围内现在算是摸到了前沿。这几天我离开北京，注意到航班的不确定性太明显，大家首选高铁，而高铁现在是一票难求。它的一票难求完全超出了前几年很多人对于高铁的评判，当时认为它超前了，认为有种种的不当之处。很多人简单强调曾经出过动车事故以后的不安全感，而现在社会中的事实说明如果处理得好，升级版的打造一直可以达到在一个一个领域里出现的前沿状态。
中国的高铁现在正在“走出去”，这已是大家看得清楚的，在世界范围内对应着“一带一路”，对应着包括南美的一些客观需要，可以形成更好的方方面面互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总体来说宏观经济的走势今年下半年，按照现在强调有效投资，强调政策要加强它的力度等等，处理得好，我认为有可能完成一个阶段性大致的企稳。如果全年能够争取实现7%左右增长的状态，明年、后年，再往后五年左右时间段大致也就是7%左右的波动状态了。处理得好，我们能够相对顺利地把三五年的7%延伸到八年、十年。当然另一个角度，如果处理不好，不排除经济还有继续往下进一步寻求探底的可能性。
我认为我们中国决策层现在主观考虑，手里可以打的牌还是有多张好牌的。比如说有效投资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现在大量的从基础设施到服务业发展，到民生改进、公共工程里边一系列的具体事项。现在在积极推进PPP公私合作伙伴机制，官方的权威说法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实际上是把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一起拉在和政府合作的范围内，用政府体外的，或者不是政府直接支配的资金的社会资本来一起做公共工程，做民生改进的硬件支撑，它会在中长期支撑中国发展的后劲和升级版的打造。
如果这些项目稍微选择一下，比比皆是，如中心区公共交通体系的升级，各种各样功能区改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新中心区建设里边大量的事项。它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现在被人们称为中国过剩产能代表性的领域：钢铁和水泥。当然还需要有劳动力和基本的管理力量和技术力量。中国的生产要素在自己统一市场的眼界之内，以及和世界其他经济体互动的眼界之内都不缺乏，很多主要要素被指责为现在处于过剩状态，如果比较快地组织一批有效投资，我认为会相当迅速地把一些过剩产能转为有效产能。这里边可体现为结构优化和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这里边必须处理好投融资的问题，毕竟有时间差，很多公共工程要建设两年、三年，甚至五年、八年，然后效益才能体现出来。怎么处理好这里边的衔接？这又是对科学决策的考验，但毕竟空间在、机遇在。
至于说中国人口政策我觉得更是看得很清楚，应该赶快调整。前面已经做到单独二胎的基础上，应该尽快走到放开两胎上来。涉及到的人群就是城镇体制内1亿多人里面几千万适龄人口，因为其他人早已经是两胎以上了。只有几千万适龄人口他们会受到放开二胎政策的影响，他们也不会一下都去生孩子，但是会增加一些新生儿。新生儿带来的是什么？就是这些以体制内中产阶级定位为主的人他们的消费潜力会释放，跟国内市场和以后消费品市场在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间，对接到一个更理想的状态息息相关。短期之内扩大内需，提振一部分消费潜能，中期可以很好化解中国现在正在议论的失独家庭的社会焦虑。虽然全中国按照一般的说法是有200万以下的失独家庭，但是绝对数已经非常可观，对整个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已经不容忽视。只要放开两胎以后，这样的社会焦虑跟着就会被化解，中期就会产生一系列所谓社会和谐的正能量。长远要对冲中国社会结构老龄化的压力。这些事情看得如此清楚，我认为应该赶快做。这个也不展开说了。
接着再往下我想说一下如果作为研究者观察，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宏观经济的走势要继续完成认识、适应新常态的整个过程，打造升级版，提高增长质量。往前走确实会面对一些不确定性。到底我们这样全面的改革，全面的法治化能不能够如愿推进？有种种的挑战、难度和考验。但毕竟跟挑战、考验而来的是种种的机遇。如果从“事在人为”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多看重机遇。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宏观经济总体来说，在大概的预测上我认为一定能够避免所谓中国经济崩溃论、断崖式的变化。它可能出现一些波动，可能出现一些振动整个社会的不良事件，比如前一段时间“天津爆炸”事件。但是总体来说你还要看到中国还有另外一些力量，毕竟三十几年改革开放之后，对城乡做一些基本的了解，大量的社会成员其实是有满意度的，但是在中等收入阶段，表现往往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中国整个体制内有识之士他们对于发展的机遇、改革的机遇是用心在捕捉和推进的。我前两天在市县一级调研和讨论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受，中央层面很多人指责地方官员现在“为官不为”，我接触的大量地方官员他们却仍在积极地不分工作日还是周末、不分8小时之内之外，在努力想做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对应到这些潜力空间，释放市场潜力。中国的增长空间在全世界各个经济体来说仍然是第一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市场潜力之所在。中国增长空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以及未来必然展开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会提供它一系列的机遇，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互联网+，到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好示范效应的互联网里边某些公司的异军突起，到现在大力鼓励的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后面跟着是中国现在已经有基础的由收入增长支撑起来的消费浪潮。最近我们看到经济低迷的过程中间中日关系稍有缓和，就有大量中国境外旅游者涌向日本，一下提振了日本的消费市场，听到一个信息之后大量中国消费者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就是升级换代以后的坐便器，有洗浴功能和其他功能的家庭卫生洁具。后来发现买回来的是中国本土的产品，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本土品牌卖不好，就是国内市场鱼龙混杂。大家到了日本以后知道它有严格的质量保证程序，就在那边买回来了。这表现的是什么？还是我们尼尔森所用的概念：是“消费者信心里边的构成要素”的制度环境供给不足，不能在国内市场有效地优胜劣汰而改变鱼龙混杂的局面。
我们中国前几个月居然出现有销售公司一下组织4000—6000员工到法国做团体旅游这种情况，也是蔚为奇观。当然法国当地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做了专门的安排，一下腾出所有的接待能力使4000—6000人的团体到法国达到愉快旅游的结果。这些体现的都是市场潜力。
我想结束讲话之前强调一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大的框架虽然有不确定性，但能够看到和潜力相伴随着的机遇、考验和发展的空间。我们自己在市场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是还要强调机遇在人间，要适合人群之需要。中国从养老到儿童玩具，到少年儿童各种各样的学习培训，到我们男士除现在已看到消费品里的需要购买职场打拼穿着的西服、衬衣、领带之外，是不是还有其它升级的需要？到我们的女士们，中国市场上和国际上的比较之下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化妆品，更多符合她们心愿的时尚用品？这些空间孕育的是市场竞争中间，如果能够在升级的取向上，中国本土市场主体和世界各地市场主体互动的话，大家一起来开发市场潜力，一起在发展过程中间适合人群需要，推进人本主义立场上的人民生活美好向往的实现机制，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间通过一种良性循环机制，走到越来越符合意愿的状态。
我想最后还要重提一句老话——在宏观风云变化之下，市场定位人士要坚信一条“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我深信各位在这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我这些看法在这里发表一下，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尼尔森消费者360论坛上的发言）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家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来源：财富
作者：贾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