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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清朝灭亡的关系

发布于:2016-07-29  |   作者:http://www.zxjsq.net  |   已聚集:人围观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袁世凯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也是致使清朝走向灭亡的关键之一,同时他也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有功之人,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废除科举,建立学堂,建立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等等。袁世凯做了三件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一是没站在光绪帝一边导致戊戌变法失败,二是没站在清朝一边而致清朝灭亡,三是没站在共和一边而致军阀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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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为其家族成员如袁世凯等人将来进入仕途打下良好的人脉基础。袁世凯于清季投身行伍,襄赞洋务运动及新政,自道员、督抚累升,至入值军机,甚至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末头号权臣。民国成立,袁氏当选首任大总统,甚至於1916年称帝,但终归失败。1916年6月6日死于北京,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市。


袁世凯 - 从政生涯


民国之前


1859年9月16日 (咸丰九年)   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   


1876年(光绪二年)   


1879年(光绪五年)   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人物肖像(20张)  


1881年(光绪七年)   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1882年(光绪八年)   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当年23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   


1884年(光绪十年)   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   


1894年(光绪二十年)   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海陆皆败,袁世凯随军撤退天津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据传袁世凯将围园杀后的消息告诉忠于慈禧太后的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皇帝失去政权并遭软禁。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这是袁世凯首次出任方面大员。袁到任后,对拳民加以驱散,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山东在袁世凯治下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袁世凯在山东创建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山东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实授袁世凯为北洋大臣,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大臣,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和张之洞一起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军事上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袁的控制之下。5月13日 袁世凯奏请筹款自造京张铁路,15日 袁世凯派陈昭常、詹天佑为京张铁路总办,10月开工。7月,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聘请意大利人葛拉斯为教师。他还托葛拉斯代购马可尼猝灭火花式无线电机,在南苑等行营及部分军舰上装用。10月袁世凯在直隶省河间秋操,首次用电报、电话进行联络。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10月13日 袁世凯编刊《立宪钢要》。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调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同年,在袁世凯倡导下,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于天津成立。中国首次地方选举:天津市政选举同年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民主自治选举。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袁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   


1911年(宣统三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中华民国后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袁于3月10日于北京就职。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力图恢复已经中断两百多年的传统汉文化。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   1913年2月,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全国大哗。革命元勋孙文、黄兴等均指袁氏授意暗杀,袁世凯则予否认;7月,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遭到失败。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同年,袁世凯政府制订了《国会组织法》、《公务员奖惩条例》和《文官考试法》,建立了中国近代司法制度。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同年 袁世凯断然拒绝承认英国企图分裂西藏的麦克马洪线,维护了西藏的领土主权。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   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之后袁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修改了总统选举法,总统可指定三名新总统候选人。同年改革厘金制度,解决了晚清到处设卡征收厘金的弊政。积极发展民族工业,统一货币,铸造“袁大头”(又称袁世凯银元)。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同年成立了审判官吏贪污罪行的特别法院——平政院。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    1月,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公布《颁定教育要旨》,大力发展教育。同时公布《权度法施行细则》,开始施行度量衡标准。5月,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接受了干涉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中部分条款,使其政绩蒙上污点。本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筹办。11月,袁世凯政府颁布《著作权法》。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12月25日,全国举行国体投票,同时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同年,经过袁世凯政府立场强硬的谈判,中、俄、蒙签订《恰克图协约》,外蒙古分裂势力于6月9日取消独立,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   1月12日,袁世凯政府公布《传染病预防条例》。 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5月下旬忧愤成疾。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病逝,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 - 从政轶事


军阀时期


1895年12月,袁世凯由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时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开展,袁世凯捐资参加强学会,以示赞同维新。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当面应允维新派除旧党,助行新政,但随即告密。21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绪帝,宣布重新临朝训政。次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一跃而成为中外瞩目的实力人物。1901年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 ,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军官。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满族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双方权力之争日趋激化。1906年,袁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中华民国时期 1911年10月(宣统三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于10月27日任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接着,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指挥北洋军攻占汉口后,即进京组阁,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12月,派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以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作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袁世凯借革命党人的声势,逼迫宣统帝退位。


独裁统治


19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他以北京发生“兵变”为借口,使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袁世凯从就职伊始便极力图谋专制独裁统治。袁把国民党视为实行集权的最大障碍,策动北洋军警干涉政治,逼迫国民党人退出内阁,裁减南方各省的革命军队,派人刺杀国民党的领导人宋教仁。同时,拉拢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立宪派,资助他们组成进步党,以此来与国民党人对抗。在外交方面,他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从五国银行团获得2500万英镑借款。袁世凯于1913年7月镇压了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接着,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独裁统治的工具。1914年5月,宣布废除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通过这次改组,迫使支持过他的进步党人退出政府,剥夺了段祺瑞等人的军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1914年底,开始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并于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大部分条款,以取得日本政府对帝制的支持。不久,又唆使一些北洋官僚政客出面组织筹安会和请愿团,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至12月11日,御用的参政院推戴他为“中华帝国大皇帝”。袁于次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准备于1916年元旦加冕登极。但是,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阶层的义愤。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袁世凯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5月下旬忧愤成疾,6月6日卒于举国声讨声。


称帝原因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态度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使其中国利益不受损害,表面上主张对中国革命实行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却竭力扶持袁世凯上台主政。袁世凯上台得到了列强在舆论、和谈、财政和外交四个方面的支持。


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传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威胁,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最终选择了袁世凯。


首先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新军总数为24万1千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用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协助孙中山综理全局的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时任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引者),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


其次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双方在财政上都困难重重,但袁世凯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于是,除了维持正常运作外,袁世凯竟有余力一再出手,拿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收买清帝国的王公大臣和革命党人。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谈话中坦率地承认:“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 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当时各省虽然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民团等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 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显然已走进了死胡同。


帝国支持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并没有急于回国。考虑到筹饷问题,他到各国游说,希望给以支持。但待他回国时,西方各国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实。这样孙先生是两手空空回国,一个大洋也没有要到。袁世凯出山南下之初,英国公使朱尔典就认为;“袁此行形质大虽系军方,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以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又说:“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强承认,且以承认不平等条约为先,但仍遭到无理拒绝。日本和俄国政府密谋带动各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它们提出“只要日俄两国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子承认,其他列强亦不会急于承认.”它们还攻击孙中山“不知军事”,实行“独裁和寡头政治”。另一方面.列强继续承认和支持袁世凯支撑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唯袁一人而已”。列强表示,只有在袁世凯解决“南北争端”后,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实际上是胁迫革命党人把园家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以换取列强对中国共和政体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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