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资源利用得好对我国的产业升级是大有帮助的，在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方面，除传统的海外并购、引进技术与人才等方式外，近年来也出现了在海外建立孵化器、引进国际创新平台、到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建立新兴研究机构、利用新兴平台机构直接推动国外有专长的中小公司与国内产业链对接等新方式，并取得较好效果。
全球创新资源有加速向中国集聚的趋势，利用好对解决我国产业升级中的诸多短板大有帮助
中国已成为国际创新链的关键节点，全球创新资源有加速向中国集聚趋势。基于国内很多公司、机构与欧美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大公司、中小公司等接触与合作反馈的信息，可以得出一个初步判断：国外上述机构中掌握着很多我们需要的技术创新资源，且对“中国概念”比较认可，有与中国市场和产业合作对接的强烈愿望。这为我们深度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很多源头创新资源希望对接中国市场
如在美国波士顿、英国剑桥、以色列特拉维夫等高校、科研机构、科技公司比较集中的地区，有很多基础性科学成果和前沿性技术突破，具有重要的科研和市场价值。但这些地区要么市场规模小，要么缺乏产业化配套条件，大量源头性创新资源找不到转化的出口或产业化支撑，很是“浪费”。哈佛、MIT等美国知名高校负责人提出，他们愿意将一些前沿和新兴领域如材料科学、基因科学、人工智能、精准医疗等方面的创新成果移植到中国产业化土壤中。过去的国内外实践证明，这些源头性技术一旦找到产业化领域，往往会裂变出很多个大小不一的新产业，并产生持续创新的潜力，这与我们过去以制造端为主的新兴产业发展模式有较大不同。
制造业中很多有一技之长的中小企业希望对接中国产业
如德国在工业自动化、通讯、医疗、装备制造方面约有六万多家企业，95%是中小型企业或家族性企业，其中不乏在细分市场中处于全球独占地位的企业。德国作为制造大国，有其特殊的工业结构，行业内分工非常细，彼此粘合度很高，往往在一个产业内形成了从“材料—装备—部件—软件—整机”这样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少数大公司处于供应链末端，相当于龙头，但龙身很长，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处于龙身的某个环节，只跟着这些龙头走，中小企业很难离开大企业独自实现全球化。近年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家族企业新一代接班人不同于早期创始人相对保守和固化的经营理念，更倾向于全球化发展。目前已有一些德国中小企业获得了来自中国的投资，并很快实现了与中国产业对接，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和示范作用。现在，引入中国资本，拓展中国市场，对接中国产业，已成为很多德国中小企业的新战略目标。如德国SCOTTSTREET是一家很小的电动汽车设计公司，掌握了电动汽车模块化生产的核心技术，目前已获得来自中国的风险投资，并与中国汽车企业开展了合作。
中国企业对国外创新资源需求迫切，需要以全球化视角解决需求端创新问题
为摆脱产能过剩、低价竞争、产业低端化的发展困境，中国企业转向创新驱动的压力和动力不断增强，迫切希望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实现升级。这其中包括很多上市公司，不乏资本和各类资源，但缺乏创新项目和技术来源，尤其是缺乏前沿技术。但这种升级需求在国内一时难以得到充分满足。一方面，国内很多高校科研机构虽然有很多科研成果，但缺乏像美国MIT等高校那样拥有大量源头性、原创性的创新供给，难达企业预期；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科研诚信、法律保护不足等问题，国内一些企业不愿与国内院校合作，而更愿转向与国外机构合作。特别是国内有一大批成立初期就具备国际化基因的公司，在迈过资本门槛或经过早期发展之后，尤其希望到国外寻求创新资源。
对接国际资源的传统方式仍发挥主流作用，但存在局限性
我国一直比较重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海外并购、引进技术与人才、吸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等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大，中国企业又喜欢“扎堆式”进入一个国家进行并购，或“粗放式”在当地挖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东道国的警惕和反感。
中国企业在美欧等国大量并购高技术公司的行为恐难持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西方看待中国崛起和中国资本进入的矛盾心理，尤其是我们并购的对象转为当地的一些大公司或高技术企业，一旦触动该国核心利益，加上解决不好东道国社会关切以及并购后的企业融合问题，类似的大规模并购很可能会被叫停。
引进技术和人才的战略仍需改进。中国企业从国外购买技术，做的好可以实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做不好则容易陷入引进再引进的循环，不断地买技术，却难以形成自主的技术能力。国内企业近年来比较重视从海外引进人才，政府也鼓励人才引进。对一个企业来讲，如果引对了一两个关键人才往往能帮助国内企业解决很大问题。目前的弊端是，一些由政府支持或以各种人才计划引进的人才与国内企业对接不理想，引进的人才中存在以次充好的情况，需进一步处理好引进的人才与本土人才在待遇和管理上的关系。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技术溢出效应难达预期。总体上看，跨国公司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有利于技术外溢和培养本土化人才。但由于很多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在中国并不具备核心研发能力，多是做些应用性、市场适应性开发，在这些机构很难出现重大技术创新，高附加值的技术溢出并不明显。当然，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很多跨国公司也主动或被迫逐渐加大在华研发投入。
利用国际创新资源的新路径
传统方式仍是我国利用国际创新资源的主流方式。同时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实践中也探索出了一些新方式、新路径，效果逐步显现，值得高度关注。
在海外创新资源集聚区建立孵化器，再将孵化成果引到国内进行转化和产业化。国内如招商局集团、海信、光启研究院等在美国、以色列等地建立了很多高科技孵化器，并以基金方式对其中有前景的项目进行投资，这种“海外孵化+中国资本投资+国内产业化”的一体化方式缩短了成果转化时间，而且实现了将重大原创性技术快速与中国国内产业对接，取得了多赢效果。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模式近年来备注热捧，国内很多资本和企业一下子在国外建了很多类似的孵化器、创新中心、成果转化平台、投资公司等，其中有些缺乏管理，运营不善，发展参差不齐，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当地技术人员、投资机构的担忧。
在海外直接建立研发中心。相对于作为开放机构的高科技孵化器，大公司到海外建立的研发中心一般都是为自己公司服务，主要是利用当地研发人才。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选择到世界不同地方建立研发中心。如华为在欧洲、美国、以色列、印度、俄罗斯等地建立了很多研发中心，有的是利用当地的高水平设计人才，有的则瞄准当地的数学人才、软件人才等。现在华为在海外的研发支出已与国内基本持平。近年来一些想进入电动汽车领域的国内互联网企业，如蔚来公司等，一开始就立足国际化，在德国、硅谷等地建立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整车、智能化等研发中心，大大缩短了汽车开发周期，一下子站在了产业前沿。
利用平台机构推动国外有专长的中小公司与国内产业链对接。过去几年由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差异，中外企业间点对点的对接多不理想，很多国外小公司对中国缺乏了解，有的甚至从未到过中国，对如何与中国公司合作、如何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等都没有经验，顾虑较多。而国内企业特别是实体企业更倾向于股权控制，缺乏国际化经验，很多本来非常有意义的对接，往往会因为管理和经营上的问题而中途夭折。针对这些问题，国内一些平台化的对接服务机构应运而生，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平台化机构名称各不相同，但运作模式相似，有的以研究院形式存在，有的则以新兴社团、创新联盟等方式存在。平台机构的核心作用是在合作双方建立公信力，为双方企业提供包括早期培育、资本投资、战略沟通、技术交流、第三方担保等系统性服务，国外企业通过这个平台能很放心地与国内企业讨论合作，有的先是技术合作，有的则成立合资公司。如瑞士一家从事自动化技术的公司利用类似平台对接了国内一家相关企业，二者先进行技术合作，双方各取所需，瑞士公司借此进入了中国市场，国内公司也借此实现了技术升级。现在这两家公司正在筹建合资公司，筹划立足中国再向国际市场进军。
在国内建立以海外研发人员为主要对象、市场化运作、以产业化为主要方向的民办科研机构。这种方式近年来在深圳、北京等地发展较快。如在新能源、新材料、医疗技术、信息通信等领域，很多海外人才（主要以留学人员为主）非常希望到中国创业，而且他们很多并不是第一次创业，在国外有过成功创业的经历。由于机制问题，这些人不愿意到国内的体制内科研机构；也不愿到缺乏创新自主性的大公司打工。国内一些民办科研机构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这些市场化运作的科研机构，给海外人才提供了一个科研平台，并能按国际规则设定技术成果转化权益。由于归国科研人员带回来的多是在国外研究多年的成果，很多能很快实现产业化。而一旦产业化，有些科研人员会选择离开研究院而直接去办企业，有些则在获取可观技术许可收入后继续从事新的研究。
直接引进国外的创新平台。国外有很多运作非常成熟的集投资与创业孵化于一体的创新平台，如美国的创客空间、YCombinator等，还有一些大型公司管理的集孵化与转化于一体的创新平台，如英特尔、谷歌公司在美国设立的众多平台机构。国内一些城市如上海、苏州等地，通过引进这些机构在国内落地，可直接将在海外孵化的技术拿到国内产业化，或者与跨国公司合作将其存量专利、技术在中国进行转化。如硅谷HAX是创投基金SOSventures旗下的硬件加速孵化器，也是全球第一的硬件加速器。 2012年，HAX从硅谷搬到了深圳华强北，不仅帮助中国的创客团队实现了走向硅谷的目标，同时带来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团队以及他们的国际化视野和资源，为深圳的创客运动提供了经验和示范。相对中国资本直接到海外建孵化器，国外孵化器在引进技术项目、整合国际资本、专业化管理等方面更具优势，一旦直接成体系地与中国对接，成果转化的速度会非常快。
优化国际创新资源利用的建议
中国已成为国际创新链的关键节点，需从战略高度重视并利用好全球创新资源与中国产业对接这一千载难逢的“中国机会”。这一机会为我国企业实现从关起门搞创新转向更加深度参与国际协同创新，从模仿跟踪和引进技术为主转向前沿创新与自主创新，从苦于找不到技术资源而放弃转型或挣扎于低端竞争转向在高价值环节建立技术和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和可遵循的路径。原有的创新理念和组织方式已无法满足新一轮创新国际化发展的需求，我们亟需探索新的组织方式，并提供可能的政策支持，以加快获得国际创新红利。
重点破解阻碍国际创新资源与中国创新对接的障碍。一是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探索建立知识产权第三方担保机制，支持国内创新相对活跃的城市率先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打消国外中小科技企业进入中国的知识产权忧虑。二是进一步放宽外籍人在华工作落户门槛，简化出入境手续，鼓励技术移民，吸引更多人才来华工作。三是对于用于创新对接的跨境资本流动应进一步放宽管制，简化手续。
对推进对接的新组织方式与组织平台给予适当政策支持。一是对以海外研发人员为主要对象的民办科研机构在人才引进、科技项目、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帮助这些科研机构布局配套产业化项目和供应链体系。二是对国际化的孵化器给予适当支持，促进其将成果在国内转化。三是对用于对接海外创新资源的各类投资给予税收支持，如可享受国内创投企业享有的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可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政策，鼓励更多资本参与到创新资源对接中来。
【本文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