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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为何会在经济转型中成为重点

发布于:2017-02-28  |   作者:http://www.zxjsq.net  |   已聚集:人围观

  “双创”为何会在经济转型中成为重点?眼下在中国大地上,“双创”这个词很热。所谓“双创”,指的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双创”为何如此重要?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看来,“双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及重塑主流价值观的源头活水,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以下是他在“深圳湾名师大讲堂”的演讲。


  但凡社会在经历大的变革和转型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响甚至决定着变革和转型的成功。就像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都是自下而上的。那么,正在进行的这场中国经济转型,哪件自下而上的事情对其至关重要呢?我以为,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然,这并不是说自上而下不重要,但很多时候,自下而上的事情往往提供或创造来自源头的动力和活力。以“双创”为例,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及重塑主流价值观的源头活水。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


  “双创”促进中长期增长动力的形成


  自2010年起,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持续下行。这一轮下行的原因,除了以往常见的周期性因素,更主要的是结构性因素:产能过剩,还有背后的一批僵尸企业;房地产库存积压,主要集中在部分二线和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杠杆,致使需求侧主要动力——投资的增速大幅度下降;同时,外需持续不振,出口的增速也大不如前,进而经济增长进入较长时期的下行。由此,中国经济需要寻求新动力。


  泰州白米镇鸵鸟养殖中心,苏州大学毕业的31岁石正君,正拎着塑料桶一个个喂养并检查鸵鸟的养殖情况。


  短期的动力可以来自刺激政策,但不能长久,亦会造成新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持续下行和面临深刻转型的当下。那么,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里?答案是来自供给侧。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这就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或者说大致的逻辑。


  分析供给侧动力的框架,是增长模型或总量生产函数,主要是劳动、资本和技术。劳动的现代分析视角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既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也部分地替代物质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健康、教育和培训等。在现阶段,资本投入的问题是优化配置,包括土地、资源和产业资本的优化配置,提高其利用效率。其中,既有改革的问题,也有技术的问题。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是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动力。由此,企业家才能把劳动、资本带到一起并组织起来,这个思想源于马歇尔;企业家精神则是不断地进行创造性、革命性的要素重组即创新,这是熊彼特思想的精髓。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和技术都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把各项生产要素转向新用途,把生产引向新方向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和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综上所述,在我看来,供给侧动力也是“三驾马车”,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


  目前,我国在这三个方面都还存在问题,如缺乏原创性的核心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质量不高;企业家精神缺失。这些都是制约经济长期增长和发展的因素。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唯有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是要素及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技术进步源于人力资本密集的创业创新,这也就是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最基本原因。创业者、企业家在这里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成果,都是创业者和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所以,通过长期推动“双创”,形成创业创新文化,就为培育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了条件,进而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双创”需要政府产业政策扶持吗


  今天说的创业,很大程度上是指start-up(启动)意义上的创业,带有创新意义。我们在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以色列的硅溪看到的创业,以及在北京的中关村、深圳的南山看到的大部分创业,都是内在创新,主要是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创业。


  

  江苏扬州的一名大学生通过创业网上卖泥人为自己赚钱交学费


  创业的本质是试错,并行着创业者试错和需求试错。二者皆为“对”,才算创业初步成功。而且,结果为“对”的创业总有可能孕育出新技术,进而可能产生新产品、新服务,甚至新产业。所有这些试错为“对”的创业创新活动,集腋成裘,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


  新技术能否产生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业,亦即人们常说的产业化,这就是创业者、企业家的需求试错。需求试错在现在的供需格局中,表现得比以往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现今的供需格局是供给过剩(很多是无效供给),发现新需求即供给创造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沿着这个简单的逻辑,不难发现,内在创新的创业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正是创业者、企业家的不断试错,才在试错为“对”的成功中出现了现代产业体系。人们可以预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端倪,但新兴产业及其体系绝对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创业者、企业家试错出来的。创业创新究竟做什么技术、产品或服务,可以参考技术预见,但最终“拍板”是根据创业者和企业家的直觉和判断。


  讨论创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涉及政府与创业和产业的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产业政策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讨论缺乏必要的界定,将产业政策的外延扩得太大,这无助于问题的讨论。要先去掉一些现在被认为是产业政策,但实际上不是产业政策的内容。例如,将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视为产业政策,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现在有基础设施产业的说法,但政府推动其发展的措施,是否就是产业政策呢?基础设施是公用事业,提供普遍服务,它们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并不仅仅服务于经济。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有责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至于程度和方式则因不同国家和地区而异。也就是说,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


  日本是公认的第一个有明确的产业政策的国家。作为一个战败国,战后日本政府希望集中资源,把百废待兴的产业发展起来,使之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所以,日本的产业政策是直接干预产业发展本身的。这就道出了产业政策的本来意义和内涵:有直接干预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手段。如日本的重化工业发展目标,以及对重化工业的优惠利率。这个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讨论产业政策的要害。日本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向来是见仁见智的。即便持利大于弊的观点,这可能也与日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辅之以适度的产业政策有关。还有两点亦很重要,其一,在日本实施产业政策的时代,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形成,产业发展往往对应着比较确定的需求;其二,健全的法治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新加坡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确起了较大的作用,但法律制度和依法治理的保驾护航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所以,首先要明确,所谓产业政策,一定是指对某一类产业优先发展的支持政策,既有政策目标,也有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政策,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尤其在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领域,就更是如此。这是因为,这里有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而且,经常被人们提及。


  一是信息对称的问题。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结构的演化是能够被预见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时间产生的产业“短板”,能够靠产业政策修复吗?也不太可能。因为政策都有时滞,不等政策发挥作用,市场的作用可能已补齐“短板”,政策的作用可能会使“短板”变成“长板”。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二是扭曲市场的问题。推动某一类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都是有“含金量”的,这就必然使企业趋之若鹜,以获取个中资源。所有创新的努力都不及这个来得快。这就像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一样,扭曲了激励的方向。这对于创业创新的杀伤是巨大的。


  考虑到上述两个问题以及中国现阶段的法治水平,我认为,即便还有必要的产业政策,但对于“双创”而言,公共服务和实现这些服务的平台可能更加重要。过往的经验是,产业政策的扶持对象往往是特定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大企业,产业政策是极少惠及“双创”的。有专家在说到制定产业政策的出发点时指出,它们是从市场维护或修复的角度出发的。这与其说是产业政策的出发点,不如说是创业政策的出发点。创业创新需要好的市场环境、生态系统,政府还是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努力,而将自己从产业发展中抽身出来,尤其是在占比最高的竞争性产业中更是如此。创业政策本质上属于创业服务。政府应和社会各界一起,多为“双创”的生态系统做一些实事。


  “双创”需要改革的深刻介入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自提出以来,质疑的声音就没有停歇过。因为“双创”的成功率很低,所以,不少人对口号中的“大众”、“万众”感到不对劲,认为这不是又要搞“群众运动”了吗?民间创业是市场经济的原生态,原始创新是市场经济的源动力,因此,创业创新活动原本就是“群众运动”。在经济发展的任何时期,特别是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时期,这句口号是社会动员的口号,是对“大众”说的,并不是对成功的“小众”说的。


  创业的成功率很低,如果要增加成功者,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动员更多的人投身创业试错,在成功率为一定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成功者;二是改善环境,创造条件和机会,亦即优化创业创新的生态系统,在创业者为一定的情况下提高成功率,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成功者。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要让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创业,并使“双创”生态系统不断改善和优化,需要改革的深刻介入。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看法是,政府鼓励创业时,往往是经济不太好的时候,这时,政府鼓励创业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不能否认这种情况以前有过。然而,改革开放已近40年,如果说鼓励创业还只是权宜之计,那么,可以说这场伟大实践以失败告终了。但情形恰恰不是如此。李克强总理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我的理解,是要通过由“双创”触动的或倒逼的改革,彻底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动力建立在“双创”的基础上。所以,“双创”是根本大计,而不是权宜之计。


  “双创”提出或引发的改革任务是全方位的,主要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突出表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当下,这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政府监管架构和内容的改革,如对国有企业(资本)的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革,对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革。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和金融监管架构的改革,本质上都属于政府改革,有着为“双创”创造机会的重要作用。财税制度改革,它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联系紧密。税制改革关系到微观经济和创业创新的活力动力,预算改革则事关政府的“钱袋子”,进而与政府职能转变息息相关。金融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决经济的“脱实向虚”问题,让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创业创新服务。以自贸区建设为标志的开放倒逼改革,将通过进一步降低门槛,减少审批,优化监管,为“双创”创造更加宽松、便利的环境,并进一步有效提供各种与“双创”相关的公共服务。


  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制度性障碍,尤其是阻碍创业创新、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即来自“双创”、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动力。所以,必须寄希望于大众的力量,通过广泛的“双创”实践,倒逼政府自身的改革,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土壤和体制。


  “双创”助力重塑主流价值观


  在我看来,“双创”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意义上,与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适应,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正处于艰难的重塑期。


  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这个社会的财富生产方式。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大致有过三种财富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都已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市场经济是当下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的财富生产方式。当然,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因体制、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各具自身的一些特点,但其基本的运作机制是一致的,或趋向于一致的。


  “理想与创新”活动在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中科技活动馆启动。小“科迷们”走进“DIY主题创新屋”,使用各类车床、刨床等工具,将自己的创想转化为手中一件件充满灵动气息的专属作品。


  市场经济通过哪个中间环节作用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呢?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的机制性特征,就是分散决策,每个决策主体要对自己决策的后果负责。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需要全体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国民经济的动力和活力来自于创业、就业和消费的多样性。这里,创业和就业、就业和消费(收入)存在着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就长期而言,创业的规模和水平决定着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又决定着消费的规模和水平。这就是为什么说创业是市场经济的原生态。今天的创业又大多内蕴着各种意义和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是原创技术的创新,创新也因此成为市场经济的源动力。由此可见,市场经济通过“双创”这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从这个高度来认识“双创”,既是客观的,又是准确的。


  那么,“双创”是怎样具体地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呢?李克强总理说,“我们推动‘双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这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上升通道。”民富国强是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唯有将富强作为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上的“首善”,才有可能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共同形成主流价值观,也才有可能让主流价值观体现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转型的背景下,更多的人富起来并实现人生价值,是通过“双创”,或通过“双创”创造的就业机会得以实现的。而且,“双创”通过提高收入和职业的流动性,将公平与富强融为一体,共同成为主流价值观的基石。


  对于广大愿意投身“双创”的人来说,创业创新的成功就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无论“美国梦”,还是“中国梦”,都意味着,政府和社会要为公民实现梦想创造更加自由、公平的环境,但你不能期待政府和社会提供超出“普惠”以上的条件和机会,个人和团队的自我奋斗是实现梦想的核心要素。具体到创业创新,就是不需要依凭关系、出身等前置性条件,只要依靠自己和团队的努力奋斗,借助于“双创”生态系统的帮助,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乃至梦想。在这里,自由的个人奋斗既是主流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直到今天,我们都处在体制转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新旧体制的相互交织、此消彼长,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长期被压制的个人欲望井喷式爆发;另一方面,新的规则、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大量的失范行为、投机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消极负面的影响。这是基本事实。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深刻的转型时期,作为市场经济原生状态的创业,源生动力的创新开始从萌发到迸发,进而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富强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公平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基本诉求,自由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目标追求,都是与“双创”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双创”的意义非同寻常。唯有“双创”,中国才能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唯有“双创”,才能推动中国以政府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改革;唯有“双创”,才能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进而开始向发达国家、现代国家前行的进程。



  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负责安泰智库——中国发展研究院的工作。主要社会兼职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主要关注的学科领域是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服务经济与贸易。出版有《跷跷板上看天下》《人本精神:经济学人的告白》《走进公共社会》《谁来关注利益失衡》《美国病,中国病》等。



来源:解放网

作者:陈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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