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社会政治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能脱离社会政治、追求纯而又纯的研究，而只有结合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整个社会实际，才能透过经济表象看到问题实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为他历经15年呕心创作而成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撰写的序言，最初发表在1859年1月的英国《人民报》上。
序言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一是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次序和方法；二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三是马克思多年研究成果的基本结论；四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和概况。其核心内容是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首次从经济和哲学相结合的高度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高度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根本指导。
马克思在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和分析，主要包括四个要点。
一是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内在基本结构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组成。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生产都是构成社会主体的人的活动，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二是概括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也即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社会意识是指社会精神生活过程，包括社会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建立的政治法律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既为经济基础服务，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三是论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这就需要对生产关系作出调整和变革。同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必然会推动经济基础的变革，而与之相对应的“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持续的矛盾运动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根本动力。
四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逐渐演进的客观进程，“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代替。马克思在序言中还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著名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论断是对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必然”论断的丰富和发展，阐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既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其理论和实践意义毋庸多说，单就一点就值得我们深入寻思：马克思为什么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一本研究资本、商品、货币的经济学著作中，加写这样一篇重点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序言呢？
笔者以为，马克思此举主要是向人们表明这样一个道理：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能脱离社会政治、追求纯而又纯的研究，而只有结合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整个社会实际，通过分析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等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结构、劳动价值关系、阶级剥削关系等问题，才能透过经济表象看到问题实质，进而概括和揭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就是马克思在序言中所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要深入理解马克思的这一用意，需要弄明白他创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衷。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到《莱茵报》担任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政府当局和媒体在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摩塞尔农民状况、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但马克思在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较少，使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由此，他“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以便“解决苦恼的疑问”，于是他于1843年创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但他仍觉得他对经济学的研究还不足以对以庸俗经济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于是又在1857到1858年间创作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由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加写序言的一个主要用意也就很明显了：就是针对以庸俗经济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上存在的弊端，阐明马克思所创立和开展的政治经济学与它们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庸俗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弊端，是脱离社会政治，追求纯而又纯的研究，只专注于分析经济表象，而忽视分析社会政治结构和劳动价值关系。当时庸俗主义经济学的典型代表，是19世纪中叶由法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巴师夏和凯里提出的“经济和谐论”。这一论调无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的社会实际，美化“资本主义是最符合人性的舞台设计”，“它能以最快的速度去积累财富”。为了揭露和批判这种论调，马克思曾于1857年7月专门写了《巴师夏和凯里》一文，指出巴师夏和凯里的研究“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他们“所从事的，无非是对于那种以对照而结束的研究做出令人满足的解释——一种虚假的满足”。
因此，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无的放矢，而是思考良久、有的放矢。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步创立的标志之作，那么这篇序言则是其点睛之笔。而由这篇序言也可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有机联系窥见一斑。
真理的光芒不仅不会随着时光流逝而减弱，反而历久弥新。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今日中国，重读这篇序言，对于廓清“脱离社会政治，追求纯而又纯的经济学”“奉西方经济学为圭臬，食洋不化”等不当认识和做法，进而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论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特别是如下两点尤须重视。
其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注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注意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并用于指导新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凭空而来、“纯之又纯”的书斋理论，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以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不可能离开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而独立存在和发展。
其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但不能食洋不化，更不能舍本逐末。对于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有益成分，我们当然要注意学习和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依样画瓢，更不能模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我们应该坚持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