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微妙的调整和变化，综合分析当前国际环境和宏观大势，中国经济正面临七个方面的阶段性、趋势性、历史性的调整和变化。正是这些调整和变化，深刻影响了全球及中国的经济走势、战略布局与政策选择。
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正在使一些国家失去耐心，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正在滋长，国际经济贸易出现新的变局，国际市场面临新的调整，中国面对美欧日拒不履行WTO协定必然采取反制措施以维护国际规则。
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认识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
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不仅是“新常态”一词，最初是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在2010年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提出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有增无减，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全球贸易增速连续数年低于经济增长，陷入历史罕见的低谷期。粗略估算，世界经济增长已由危机前20年的年均5％左右，下滑到2008年以来的年均3％左右，而全球贸易增速连续5年低于3％。预计今后一个时期也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特别值得注意是，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对外政策大走样、日本到处搅局、英国脱欧、韩国政坛动荡、朝核危机升级、中东动荡不堪、欧洲难民潮不退、恐怖袭击不断、西方民粹主义甚至右翼势力抬头等，世界经济和发展格局可能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为动荡的局面。
我们要清醒看到，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在全球经济新常态和大变局的背景下导入的，并与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有着更为复杂深刻的内涵。几个直接的影响是：外贸出口不可能保持过去那样的高增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减弱；将面临美欧一些国家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变花样不履行WTO等国际规则，掀起“贸易战”；以出口为导向的地区和企业，其经济增长、就业、创汇和财政收入面临较大困难等。对此，我们要适应和把握好这个新常态，把经济转型升级纳入全球化的大视野，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深度发展，引领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遵守和制定，善于运用国际规则进行反制；抓紧构建“eWTP”（全球互联网贸易平台）和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努力开辟新的发展市场和空间。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很快达到峰值
巴黎气候大会通过新协定，中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实施新修订的被称为史上“最严”《环境保护法》，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要付出必要的减速成本和代价。
过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未能避免地走了一条“高投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取得的。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资源消耗和环保标准，中国的多数企业是没有市场竞争力的。当然，这是我们发展中必然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不必苛求于过去的发展。
问题是，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也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决不能以牺牲环境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既要GDP，又要绿色GDP，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遍及全国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累积性、叠加式爆发，严重影响了人民的身心健康，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对此，这些年，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思路，主动与美国发布《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推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协定》；承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实施新修订的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出台一系列“去产能”“河长制”“治雾霾”等政策举措。
在这样的形势下，经济增长必然要付出相应的减速成本和代价。即经济增长要服从环境治理，要为治理污染、治理雾霾埋单，对严重污染事件实行最严厉的行政问责和法律追究。同时，积极引导和鼓励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大健康等绿色产业。从浙江实践看，这几年大力实施以“五水共治”为突破口的转型升级“组合拳”，成效十分明显，但也付出了每年减少1个百分点左右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为此，建议政府要为各地的“腾笼换鸟”创造宽松环境，不设定经济增长的底线，不出台相互掣肘的政策，扎扎实实推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中国的工业化峰值已过
以工业为主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已发生变化，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还没有结束，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脊梁，从传统制造转变为智能制造，为中国制造安上聪明的大脑，实现工业的智慧化和智能化，是中国“再工业化”的唯一选择。
曾几何时，招商引资，圈地建厂，工厂林立，烟囱冒烟，产品大进大出，废气、废水、废物直接排放等，一直是传统工业化的标配；工业强省、工业强市、工业强县，一直是各地发展经济的首选战略，也是拉动各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随着工业化峰值的提前到来，这种发展场景正在成为过去，这也是压缩型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判断中国工业化峰值已过的依据，主要是三次产业结构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在全国GDP三次产业结构中，2013年为10．0∶43．9∶46．1，三产首次超过二产，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到2015年进一步发展为9．0∶40．5∶50．5，三产首次突破50％。这标志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由工业为主体转变为服务业为主体，进入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这几年工业投资、工业增加值增长等指标出现大幅下滑，工业去产能任务艰巨。这预示今后工业不大可能重新回到第一拉动力的位置。
然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没有结束。中国制造在标准、质量、品牌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市场需求相比、与消费者的期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就需要中国制造要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从政策取向上，应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质量、标准、品牌三大战略，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紧紧抓住新技术、新工艺、新能源、新材料以至“黑科技”大量突破性应用的机遇，把传统制造提升到智能制造，满足市场对工业制造的小型化、个性化、精密化、人性化的需求。
中国城市化进程开始放缓
中国经历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这种压缩型城市化也造成城市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失衡，甚至影响人口分布和国土安全，需要“重整山河”，走离土不离乡、就地就近城市化道路，以促进人口分布和地区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进而带动了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然而，这种压缩型的城市化已经放缓。2015年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6．1％，超过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浙江更高一些，达到65．8％，均已进入缓慢增长的通道。从实证分析看，中国城市化率2002年为39．1％，2010年为50％，2015年为56．1％，从2002年到2010年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而从2010年到2015年年均仅提高1．22个百分点。浙江更明显一些，1978年到2000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为1．55个百分点，2000年到2010年降为1．29个百分点，2010年到2015年进一步降至0．84个百分点。
在城市化放缓的同时，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城市体系结构等问题凸显。一是由于各类高端资源过于向城市集聚，造成许多乡村衰落甚至消失，全国现有5575万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偏远落后的农村。二是由于各类高端资源过于向大城市集聚，造成房价高企、交通拥堵、雾霾污染、垃圾围城、看病难看病贵等“大城市病”问题频发。三是由于各类高端资源过于向沿海城市集聚，尤其向北、上、广、深、杭等城市集聚，造成一二线城市房价“高烧不退”，而三四五线城市房价“少有问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31个省级行政区中，人口净流入地区有14个，净流出地区17个，人口流失数量超过200万的省份超过10个，省际人口流动呈加速态势。人口大规模单向流动，既增加了流入地的人口负荷，也导致流出地的人口“空心化”，造成人口、资源、环境的失衡。
建议国家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把城市化的重点放在农村、放在中西部、放在中小城镇，鼓励欠发达地区加快城市化，鼓励人口净流出地加快城市化，鼓励离土不离乡、就地就近城市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鼓励交通道路、产业布局、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等高端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城市倾斜，使这些地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或发展极，进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复兴拓展更大的空间。
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这是重大的人口结构变化，不仅造成“人口红利”优势减弱，导致劳动力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而且对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医疗结构、生育政策、退休政策、养老模式等，都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引起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
过去维系经济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充足而低廉的劳动力供给。目前这一情况已出现拐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全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口自然增长率2005年为5．89‰，2015年为4．96‰，十年间下降了0．93个千分点。同时，2015年，60岁以上人口达2．22亿，占总人口的16．1％，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20年达到2．48亿，占17．17％，到2050年超过4亿，占30％。届时，全国近1／3的人口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
进入人口老龄会社会，必将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诸如，“人口红利”优势减弱，低成本竞争优势风光不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延迟退休年龄，延迟领取养老金，等等。特别是，老年人将快速成为医疗保健、休闲养生、文化娱乐、体育健身、观光旅游等消费的主体。有人测算，老年人消费潜力2014年达4万亿元，到2050年将达到106万亿元，年均增长3万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尽快导入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模式。一是以“人才红利”替换“人口红利”，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水平。二是加快科技创新，大规模采用“机器换人”，减人增效。三是抓紧研究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延长退休年龄、延迟养老保险支付，以及发展老年消费产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四是针对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应抓紧研究相应的鼓励政策，加快满足新生婴儿成长的消费品开发和相应的医院、幼儿园、学校、住房等建设。
中国已进入“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
随着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和应用，人类社会进入了万物互联和智能化的时代，中国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新一轮产业革命，这必然引起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
这几年，“互联网＋”已走进人们的生产生活。然而，“互联网＋”的背后是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支撑，其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浮出水面，无人驾驶汽车、人脸识别、语音实时翻译、医疗诊治、自动结算等智能机器，已经问世，虽然目前尚属蹒跚学步，但很快就会奔走。
人工智能技术是人类科学技术的制高点。过去的科学技术突破主要是替代人的肢体劳动，产生了电器、机器、汽车和各种先进工具。而人工智能是替代人的脑力劳动，是那种能像人类一样会计算、传递信息；能像人类一样感知外界，作出判断；能像人一样思考，主动采取行动的智能机器。人类由肢体经济向头脑经济发展，将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将创造许多新的就业岗位，也将消失许多传统的就业岗位。
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差距，但也有优势。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认为，未来最领先的人工智能国家，一定是技术最领先、论文最领先、应用最领先的国家，同时也是年轻人最上进、最努力、最勤奋的国家。在这些方面，中国都有特殊优势。
为此，中国应抢抓机遇，把人工智能纳入“互联网＋”战略，形成“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战略布局，把中国制造提升为智能制造，把人民生活提升到智能生活，把中国安全建筑在智能安全的基础上。
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引领者
以成功举办G20杭州峰会为标志，以人民币加入SDR和发起成立亚投行为引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支撑，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制造国、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为基础，中国已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经过近4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已经从世界经济舞台的边缘走到接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由配角变为主角，由全球经济的参加者变为全球经济的引领者，由国际规则的被动执行者变为国际规则的主动制定者。这也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从机遇来说，中国将更多以世界为大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推动全球化深度发展，提升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诸如，将更多利用世界丰富的土地、水、森林、矿产、石油等自然资源，优化资源利用和农业生产结构；更多利用世界丰富的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社会资源，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更多利用自身强大的产能和外汇储备，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从事道路、桥梁、机场、码头、高铁、电站、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企业的资本、技术、装备等“走出去”。今后衡量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仅看“三外”，也要看“走出去”投资和跨国经营的各项指标；不仅要做大GDP，也要做大GNP。
从挑战来说，中国的成长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围堵和竞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等“三大陷阱”的考验；面临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压力测试；面临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中与发达国家在中高端领域的竞争；以及面临东西方在文化价值观领域的冲突等。这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一个大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没有杂音，没有竞争，没有挑战，没有冲突。要坚信看到，中国实现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大势已经形成。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按照“五大发展理念”的统领，扎实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增强“四个意识”，坚持“四个自信”，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就一定能实现我们的预定目标。
（作者系浙江省委政研室原副主任）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