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与机制设计有什么关系？埃里克·马斯金（EricMaskin）是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基础”和“让我们能将市场运行良好的情况与运行不佳区分开来，有助于经济学家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规则模式和投票程序”，与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Hurwicz）和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分享了当年的诺奖。马斯金现任哈佛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在明知下有对策的情况下，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设计出一套机制来实现政府、企业或社会的目标？这就是机制设计理论要回答的问题。此前，机制设计只是从中央计划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马斯金超越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并不需要一个中央计划者命令人们做什么以及如何做，而是只需要设计好一个机制，人们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情，但在机制引导下也实现了整体目标。
1977年，马斯金完成论文“纳什均衡和福利最优化”，该文在1999年正式发表，并成为机制设计理论的里程碑。马斯金最突出的贡献是将博弈论引入了机制设计，他提出并证明了机制设计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也就是广为流传的“马斯金定理”。
除了在经济学理论的基础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位因机制设计理论而闻名全球的经济学家，也不断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化、降低不平等、反垄断、投票权等。日前马斯金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的专访，回答了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借鉴价值等热点问题。
机制设计理论
中国经济报告：机制设计理论的应用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你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吗？
埃里克·马斯金：机制设计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设计一套规则，使得在给定经济或社会目标下，能够得出均衡的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特别关注我在1977年写的论文《纳什均衡和福利最优化》。机制设计者可能并不知道人们对于社会目标的偏好，但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可能找到一个机制来实现目标。我的研究发现了机制设计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一定的条件来判定“机制能否设计”。
我通常将机制设计理论比作经济学的工程分支。大部分经济学理论致力于解释现存的经济制度并预测这些经济制度的结果。当然，这是经济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我们称之为实证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可预测性。但机制设计的研究方向正好相反，我们从目的出发，明确预期的目标或结果，探讨是否可以设计合理的机制并通过机制运行达到目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能建立这样的机制。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规范经济学，但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经济学家从事这类研究。
中国经济报告：能举几个例子来解释机制设计理论吗？
埃里克·马斯金：举一个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例子：两个孩子分蛋糕，目标是尽量保证公平，但孩子可能并不认为平均一分为二是公平的，那么如何进行分配可以令两个孩子都满意？在这个案例中，机制设计的核心问题是能否设计一个机制来实现公平分配，即使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分是公平的。聪明的办法是让孩子自己来分，一个孩子获得切蛋糕的权利，而另一个孩子有选择蛋糕的优先权。这样，第一个孩子为了确保自己所获得的剩下的那块蛋糕不会太差，必然尽量做到公平。为什么这个机制能够发挥作用呢？因为当一个孩子切蛋糕时，他有强烈的激励使两块蛋糕更平均，即不管另一个孩子拿走哪一半，他对另一半都很满意。优先选蛋糕的孩子也会满意，因为他想拿走哪一半都可以。
另一个例子是无线电频段私有化的问题。20多年前，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政府都倾向于认为，由政府来控制整个无线电频段的效率太低，通讯公司可以更高效地利用这些无线电频段。所以政府开始向通讯公司出售无线电频段，并由此引发了通信革命。在这个私有化案例中，政府拥有无线电频段的所有权，并希望向一些通讯公司出售无线电频段的转播权。许多公司对这个许可证感兴趣，政府的目标是寻找对许可证估值最高的公司。问题是政府不知道每家公司对许可证的估值是多少，因此不知道如何实现该目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可以询问每家公司的估值，但如果公司认为报价更高会加大获得许可证的可能性，结果就是所有的公司都在夸大报价，政府无法保证找到实际估值最高的公司。这时，政府可以尝试一个稍微复杂的机制，让各家公司根据愿意支付的价格竞标，报价高者得标并按报价支付。这个机制的优点就是没有公司再夸大报价，但缺点是公司会有降低报价的潜在意图。维克里（WillianVickrey）指出，只要公司不用按照自己的报价成交，而是按照第二高的报价成交，这些公司就不会有出低价和出高价的动机，所有公司都会以自己的真实估值出价，对其估值最高的公司就可以获得许可证。也就是说，尽管政府不知道哪家公司对许可证的估值最高，但政府的目的达到了。
中国经济报告：机制设计理论适用于哪些政策领域？你认为政府现在充分利用好这一工具了吗？
埃里克·马斯金：近年来机制设计理论应用最多的是政府分权时的私有化拍卖。很多国家的政府将之前拥有的资产出售给私人部门，以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政府出售时是采取拍卖的方式，这是机制设计理论发挥有效作用的一个典型案例。
我认为当前机制设计理论还未被充分应用，比如在金融领域进行更好的监管就需要利用机制设计理论。再比如选举制度的设计。通常的选举方法即“少数服从多数”是有严重瑕疵的，这一原则适用于仅有两名候选人的情况，但很多选举不止两名候选人。所以我们这几年经常会看到匪夷所思的选举结果。机制设计理论可以帮助改进选举方法。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有可能开发出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运行的通用机制吗？
埃里克·马斯金：我不这么认为。机制设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考虑实际情况中的不同环境和条件。所以不太可能找到一个通用的机制，除非能够找到任何机制都要满足的普遍适用性原则。
中国经济报告：机制设计既然需要大量信息，那么在转轨经济或计划经济国家，由于市场不完善，信息并不充分，机制设计是否仍然有效？
埃里克·马斯金：在机制设计理论中，信息是去中心化的。机制设计并不需要完整的信息，如果机制设计者拥有完整的信息，那就根本不需要进行机制设计，他完全知道该怎么做可以达成最佳的结果。所以机制设计在转轨经济或计划经济国家仍是有效的。我们需要机制设计的原因就在于信息可能分散在不同人群中，机制设计的目的是汇集这些信息。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机制设计的关键是什么？
埃里克·马斯金：机制设计的关键之一就是设计者本身。设计者由于缺少关键信息，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最佳结果，所以只能间接通过机制达到最佳结果。而机制的参与者在参与的过程中贡献了必要的信息，从而最终达成最佳结果。
当然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参与者不一定共同实现机制设计者的目标。所以机制必须要激励相容，使设计者和参与者的目标达成一致。
中国经济报告：机制设计理论与其他经济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机制设计更关注目标和结果。如果目标是多元的，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比如中国的宏观政策一直在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三大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应该如何在机制设计中系统考虑不同的目标？
埃里克·马斯金：第一种情况是，两个目标不同，但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同时完成。比如中国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强国梦这两个目标，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所采取的战略和机制是一样的，在推动其中一个目标的同时必然会推动另一个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目标所导致的行为是相同的，也就不存在权衡取舍的问题。
第二种情况是，两个目标是完全相反的方向。比如我们既希望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有时会导致不平等问题的加剧，所以也要缩小贫富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在不同目标之间进行权衡，给各个目标赋予不同的权重。一旦确定了权重，就可以得出各个目标加权之后的总和，也就相当于单一目标。
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的理论认为，不可能设计出完美的机制或合约，因此必须对剩余控制权进行控制。你能否介绍一下你和哈特的理论有哪些异同？
埃里克·马斯金：我和哈特的理论并不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理论。哈特提出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机制设计，只不过设计者的工具是控制权。在Grossman-Hart-Moore模型（即GHM模型）中，机制设计者将其拥有的控制权分配给不同的群体，这些控制权的分配方式决定了参与者能否高效地实现目标。所以不应该认为两个理论是冲突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是机制设计理论一个特别的例子。
全球化与不平等
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全球经济黑天鹅事件频发，从英国公投退出欧盟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有人说当前的全球化体系和民主体系面临诸多问题。从机制设计的角度看，你认为全球化体系和民主体系应如何改进？
埃里克·马斯金：我不认为当前的民主进程有问题，但现在或多或少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全球化以及2008-2009年的大衰退导致很多人生活困难。尽管一些人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其他人没有获得好处甚至受到损害。由于我们没有对这部分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地位给予足够关注，因而他们在英国公投和美国选举中表现出了失望和焦虑。我认为应该做一些努力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民主的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当前全球化退潮及其未来前景？
埃里克·马斯金：全球化是一个强大的机制，产品和服务都在国际范围流动，全球化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强有力的工具。它的问题是导致了不平等，因此要想让全球化进程不中断，必须为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人提供保护并弥补损失。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说全球化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
埃里克·马斯金：工人与技能之间的匹配，是理解为什么全球化生产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关键。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升级，商品跨境生产实现了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之间更高效的交叉匹配，导致处于劳动能力底层的劳动者们不得不进行同质匹配，从而使其劳动能力未能提高，获得的劳动报酬不能增加甚至更低，这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所在。
此外，工人与技能的匹配发生在国内还是不同国家也对不平等程度有影响。从全球范围看，不平等的问题有所好转，但是从一国内部看，不平等程度越来越大。所以不平等问题更多是一个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我们要做的不是阻止全球化发展，而是由劳动者与生产商之外的第三方出面，加大对底层工人的技能培训。解决不平等问题，教育和培训是最有效的方式。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
埃里克·马斯金：“华盛顿共识”最大的问题是过于关注经济增长，对分配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他们并不担心可能或已经产生的不平等问题，但分配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金融危机成因和对策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目前的金融体系并不完善。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是如何形成的？你认为现在是改革金融体系的时间窗口吗？
埃里克·马斯金：金融体系的问题主要是银行追逐高风险和金融体系需要降低风险之间的矛盾。银行通过借出高风险贷款、提高杠杆率赚取利润，但问题是银行为了贷款而从其他部门借钱，如果一家银行出现问题，整个银行系统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系统性风险。这正是2008-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深层次的机制原因。在过去的历次危机中，这个机制并没有太多差异，不同的主要是具体的诱因和表现，例如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和全球化就是新出现的因素。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加强监管，设置杠杆率上限或资本充足率要求。此外我还建议设置贷款的最低标准、限制衍生工具交易、完善对银行高管的奖惩、限制银行规模等。这些机制设计可能无法防范所有的金融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8年前就这样做了的话，情况会好很多。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在危机爆发后政府应该如何开展救助？
埃里克·马斯金：政府的救助方案一般是为银行注入资本，使其能够继续运营。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救助的原因并不是简单为了救这家银行，而是为了保护其他可能受到波及的银行。
政府救助是有成本的。一些银行如果预料到政府会出手救助的话，他们会倾向于冒更大的风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在道德风险。另外，银行在冒风险的同时并没有把这些风险可能对其他银行带来的影响计入自己的成本，也就是说风险的外部性没有内生化。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政府事后救助会使得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加。正因为如此，如果政府要开展事后救助的话，事前也必须进行严格的监管。
中国经济报告：但监管是不是往往滞后于金融创新？
埃里克·马斯金：监管的关键是要区分金融市场哪里需要监管、哪里不需要监管。在大多数市场，政府干预往往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但金融市场有些例外。金融监管的重点并不是金融创新，而应该指向有可能波及整个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
中国改革设计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在推进改革进程和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应该如何进行机制设计？
埃里克·马斯金：机制设计是一个思考如何完善现有制度的系统设计。在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改革设计师，他认识到中国最需要的是更少的中央控制和集权，所以推动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这项改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于建设法治社会，我认为这是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的。中国应该继续加强法院系统的独立审判，并加强对企业家财产权的保护力度。我一直强调的一点是，独立的司法制度比执法更重要，这样可以避免政府因为执法不当而导致的公权力受损。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当前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在机制设计上有何应对方案？
埃里克·马斯金：中国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需要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设计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案（比如民营化）时最好加入减轻不平等程度的机制。例如向缺乏技能和教育的人群提供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中国经济报告：在中国，我们希望通过改革的机制设计解决市场低效或者失灵问题。但改革有时会陷入一个怪圈，即推动一项改革提高了某一领域的效率，但又在其他领域导致了新的低效率问题。你怎么看长期动态的改革设计？
埃里克·马斯金：在某种程度上，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低效率是可以预判的（至少可以预判出概率）。可以将未来可能出现的低效率问题提前设计到当前的改革机制中，从而跳出你所说的怪圈。
中国经济报告：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是机制设计者。但在中国，不同层级的政府可能施政目标并不相同。比如地方政府更关注推动经济增长，而中央政府还要关注经济转型。当一项改革内部存在多层级的机制设计时，应如何避免它们之间的冲突？
埃里克·马斯金：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不妨把国家宪法视为最根本的层级，宪法本身就是一个机制，明确规定了不同层级的政府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其他部门如何对它进行约束。当不同层级的政府在机制设计中发生冲突时，应该以宪法为根本。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政府在市场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埃里克·马斯金：我认为政府主要应该扮演两个重要角色：一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有些公共物品，市场是无法提供的，比如清洁的空气或基础设施，因此需要通过其他一些机制来提供，其中就有政府的参与。政府负有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的责任。二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比如政府制定的规则对于防范金融风险而言尤为重要。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