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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拉近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创新差距

发布于:2017-07-05  |   作者:http://www.zxjsq.net  |   已聚集:人围观

  中国的发展正在突飞猛进,怎样拉近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创新差距?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开放式创新对于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国内外不乏对中国创新能力有所质疑,但中国近20年来的专利数量却呈爆炸性增长。中国继“世界工厂”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创新,这一时代命题在中国将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在可商业化创新方面,相比其他国家差距有多大?如何实现弯道超车?


  中国经济时报本期《圆桌》栏目分别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田杰棠、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刚教授、北京北邮科技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闯教授,他们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中国正变得更加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就在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上,院长张维迎教授说,近百年来,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我们从近期相关机构做的各国创新排名中也不难看出,中国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创新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创新还存在哪些差距?请谈谈你眼中的“创新中国”。


  刘刚: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任何一个国家崛起并成为世界的主导者,都需要依赖科技创新。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创新基础和创新能力,应把创新、创新能力、创新基础、存量和增量区别开来。


  什么是技术创新?用布来恩·阿瑟的话说,技术创新是技术和知识的重新组合。因此,对技术创新而言,存在着存量和增量两个概念。从存量角度看,创新的基础主要包括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比较,而创新能力则是一个动态概念,即技术和知识的重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在存量上,中国与发达国家肯定存在着差距。但从动态上看,中国可能已经处于领先水平,即知识和技术重组的能力比较强。


  例如,在大飞机和云计算领域,由于中国市场需求处于领先地位,知识和技术在重组上已走在世界前列。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存量上,中国好像比发达国家弱,但在增量上,中国又似乎比发达国家强。


  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概念。在创新上,中国的后发优势非常明显。我记得有一次在以色列开会期间,佩雷斯前总统说,创新源于比较劣势,而不是优势。因为要解决比较劣势的时候,大家才想到创新。而创新的知识和技术处于流动状态,为了解决比较劣势,反而成就了创新。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自主创新,只有开放式创新,知识和技术完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重组。


  田杰棠:中国正在变得更加创新,接近创新型国家门槛。目前,中国在各类创新指数的排行榜中位于20位至30位,这还是考虑了人均因素,如果考虑总体能力,应该仅次于美国。


  从不同环节和角度来看,中国的优势体现在包括大市场和人口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上。比如,在互联网领域里几乎都是中美企业。另外,在中国低成本制造能力驱动的工程创新方面,工程类论文数量仅次于美国,并且差距不大。其中,清华大学被美国评为工程技术最强大学。另外,按照国际通行的技术成果转化的指标相比较,中国也不并落后。


  张闯:从趋势看,中国目前鼓励“创新创业”有利于推进“创新中国”。但也应看到,中国的创新程度与美国、日本和韩国相比依然存在明显差距。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中国自身与这些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基础研究投入不足


  中国经济时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发布的《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报告显示,中国巨大的科技创新投入尚未有效转化成创新成果,科技创新体系的成果质量与投入的规模仍然不成比例。那么,在创新的投入与产出方面,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


  田杰裳:中国1991年R&D(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PD比重为0.7%,2014年R&D投入占GPD比重为2.04%,已经达到OECD(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同时,中国的研究人员数量从1996年的每百万人443人增加到2014年的每百万人1113人,人均科研费用也在持续增加,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中国在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能力的投入,一方面包括互联网领域在内的核心技术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反观日本与韩国,当它们的GDP增速下台阶时,基础研究比重反而会增长较快,韩国尤甚。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平均创新能力较低,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小于1%。根据世行研究,中国企业平均数字化程度和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突出。在推动企业总体发展,投入基础研究的阶段,美国、日本的企业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比例远高于中国企业。


  刘刚:南开大学在今年5月下旬邀请了一批国外专家参加第四届全球创新创业会议,我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了解到,以色列学者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方法对中国在世界创新领域的地位作出评估,他们认为,中国在研发投入方面其实并不高,但产出却很高,他们甚至把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称为“学习型”的创新生态系统。


  以色列学者表示,工业经济与创新经济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尤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创新的判断不能仅仅从投入的角度看,因为很难从产出的角度去衡量。事实上,如何对创新作出科学评价,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


  比如,我在广东调研时发现,一个县的纺织服装工业产值经过内部结构调整后,每件产品的质量和单价提升了,但是总量却看不出明显的变化。表现在GDP总量上,没有什么变化,而结构却已得到优化。因此,创新与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存在正相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或者说,现在的统计办法无法考量因技术创新带来的质量改变。


  成果转化有待提高


  中国经济时报:不久前在广东省举办的2017中国首届创新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强调说,只有当科技成果转换成社会效益或经济效果,才算走完创新的全过程。看来要把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转化成产品价值,是落实创新的关键所在。在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目前最大的难点有哪些?


  张闯: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主要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再就是运营能力需要实践才能评估出价值所在。国内真正的科技创新或成果并没有导进国内来,硬科技仍在国外。比如,机器人技术、控制技术、芯片制造和加工技术能力,这些国内原创性的知识产权的产品其实并不多。


  中国经济虽然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国家开始鼓励国内产品进入政府采购,鼓励国内原创技术的专利,并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以及国家线路图,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社会各组成部门的创新系统化工程建设仍相差很远。截至目前,除了前端引领外,对科技成果异化依然还有很多系统性问题没有解决。


  中国经济时报:具体到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现在还存在哪些问题?


  张闯:刚才提到的建设创新系统的问题,我认为,首先是改变传统观念和导向。比如,大学创新机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恢复科研人员的角色和地位,人们起初对科技所带来的作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目前,国内高校的创新管理又涉及双重管理,一部分归教育部,一部分归科技部。2015年教育部门要求详细统计教师兼职情况,而科技部门又发文鼓励科研人员创新,教师们不知该兼职还是不该兼职,所以没有得到特别重视。


  其次,科研产权不够清晰。例如,高校的创新鼓励政策,从50%返还原创团队,到现在的70%,表面看返利很高,但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专利转让,而是与运营层面相结合,否则不能评估其价值所在。


  再就是高校老师或科研人员考核上,“双创”和“转化”在教师管理中并没有硬性考核,如果没有进行成果转化,教师们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做论文和科研项目上,不会把针对具体的科研项目对接到真实的投入场景。作为高校的老师,刚开始选择教师职业时,并没有想过要当企业家。


  刘刚:的确如此,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人才的企业家精神没有被激发出来,应该鼓励跨界和兼职。在这次我们邀请的国外专家当中,他们的典型特征是跨界和兼职,这是因为他们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是允许和鼓励的,但是国内目前的政策可能不被允许。


  张闯:让我感触最多的是,现在的大学科技园基本上是响应国家科研成果转化,包括人才培养、投融资、产权交易等号召而设立的虚拟机构,仅仅起到了对接外界的窗口作用,实际上对高校老师的核心影响力和服务并不是很强。


  但事实上,核心技术和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关键还在研发人员本人,不在于机构组织或研究院所。包括像刚才提到的大学科技园,老师和科研人员认为和他们自身没有太大关系。经常有人开玩笑说,有能力的老师早已在外兼职,没有能力的,再推动也不愿走出去,这需要全社会系统性的支撑创新和创业。


  田杰棠:正如你所提到的大学校院缺乏实质性的科技成果转化运营机制,有两个办法可供参考。一是建立工程学院,二是建立学校级的OTC(技术转移办公室),聘请专业人才去运营。由于大学老师本来就是从事“不实用”的基础研究,然而企业需要的是实用技术,因此让双方直接对接很难,只有靠工程化能力(美国NIH专门有人搞这一块)和技术转移专业队伍对接。


  刘刚:在这方面,台湾工研院的作法值得借鉴。它是一个开放的创新体系,主要目标是把国内的创新资源与美国硅谷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孵化ICT(信息、通信和技术融合)企业。另外,双国籍制度对人才的流动和重组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持有绿卡的科技人才回国后很难落户,影响到人才回流的积极性,阻碍了科技成果的跨国转化。


  田杰棠:我认为有三个关键点值得关注:一是营商环境,这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二是收益权放权程度,美国有拜杜法案,中国也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规定限制较多;三是专业转化机构能力也需要提升。因为教授不一定有商业能力,国外的大学则由OTC帮助科技成果进行转化。


  张闯:是的,结合我在高校的实际工作经验,我认为,中国对科技园区或是大学教育在企业人才培养方面尤显不足。比如,现在毕业生择业寻求好的就业岗位时,多数人仍然追求国企和央企,能解决户口的企业才是学生的第一选择。互联网公司、“滴滴”等新兴企业位列其后,社会整体对创新文化包容度和开放度还远远不够。


  建议建设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


  中国经济时报:各位刚才提到了中国在创新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如何改善和解决,各位有哪些建议?


  田杰棠:我认为,改善营商环境非常重要,虽然本届政府一直在推进“放管服”改革,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完善,必须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


  其次是由于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创新资源错配较为严重,企业创新的机会成本太高。我研究过房地产、金融、能源等许多行业,其资本收益率远高于高新技术产业,这些畸高利润行业的背后都有政府之手,必须改革。


  尽管创新全球化开放程度正在提高,基础研究看似世界的公共产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没有基础研究支撑,就做不成全球创新中心。美国硅谷和波士顿各有两家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


  在基础研究方面,政府必须给予大力支持。比如,深圳虽然目前是中国最活跃的创新中心,但是如果不努力发展一流大学,未来也会有衰落之日。目前,北京的创业数量和投资额就开始超越深圳。当然也有反例,比如,英国基础研究很强,但是由于地域和制度,产业创新能力与基础研究水平不匹配。


  刘刚:是的,从技术和知识重组的角度看是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主导重组。再就是,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是流动的,谁能争取到更多的全球人才,谁就能够走在创新前列。从长远看,需要国家在人才资源和科学知识的积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关键在于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的建设,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要改变许多高科技产业园区,甚至大学科技园重心不在孵化,而是招商引资的现状。


  总体来看,我国的“双创”制度体系尚处于摸索中,希望个别地方能走在前列,成为制度创新的高地。


  张闯:我希望国家通过各种管理或制度孵化出创业创新人才,真正提高原创一线人员的参予积极性。比如,先建立一个特别的区域做试点,先把小系统做好,形成一个可行性模式,之后再大面积地推广和复制,千万不可推动所有人摸着石头过河,这将付出极大的代价。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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