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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这个伪陷阱中

发布于:2017-05-22  |   作者:http://www.zxjsq.net  |   已聚集:人围观

  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这个伪陷阱当中,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和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厉以宁教授供给侧改革专题报告会”于2017年5月19日在北京举行。


  厉以宁表示,结构调整是重要的,但结构调整不是唯一的,唯一的应该是转变发展方式。即改变传统的只重数量和速度的发展方式,转为注重质量和效率。对于改革缓慢的原因,他分析称,主要是利益集团阻挠改革和人们对传统发展方式产生了路径依赖。


  “有了利益集团的阻挠,不愿意改,有了路径依赖,不想改”,厉以宁形容,“很多人是跟在后面瞧,实在不行了我再改改,能拖就拖,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


  在谈到企业家精神时,厉以宁表示,首先要保护产权。只有保护产权了,才能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私有、非公有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这一点很重要”。而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厉以宁表示,处理历史问题得有历史的眼光。


  在讲到“中等收入陷阱”时,厉以宁分析称,这个概念是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的,他认为主要分为三个陷阱,即发展的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技术陷阱。但他认为,中国的实际情况与拉美和非洲地区不同,这些地区的国家的改革会发生停滞,但不会倒退,所以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中国的改革有可能会发生倒退,这就会激励着改革不断深入。


  他还批驳了部分人对于计划经济的向往,“很多人说,平均主义好、吃汤泡饭好,但他不懂,计划经济是你属于哪一个档次的,你就在哪个档次的锅里吃饭”。


  以下为演讲实录:


  厉以宁:我讲几个问题。


  不要单纯追求GDP,结构问题更重要


  第一个问题,结构比总量更重要。我们不妨从历史谈起,1840年中英之间发生了鸦片战争,当时中国的GDP是全世界第一的,比英国的GDP要多。英国的工业革命低的出口的产品主要是蒸汽机、火车头这些东西。在对外贸易中,英国利用印度出产的棉花和自己的机器进行加工制作纺织品,行销全世界。中国的手工业根本抵挡不住机器加工的纺织品,这就说明结构问题是很重要的。


  当时传说中国已经有4万万人了,可是英国呢,才一千多万人。虽然人少,可人力资本质量高,从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就大力发展学校,小学普及了、中学新建了很多、也新建了很多大学。而同时期的中国呢?虽然人口数量比英国多得多,但是人力资本是不行的。那时候的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也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什么呢?是四书五经,准备考科举用的,有几个人懂近代科学技术?有几个人懂近代金融管理?没有的。


  所以这就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要去单纯追求速度、单纯追求GDP,没用。结构不合理,跟人家一比,这差距就出来了。


  改革缓慢是因为利益集团阻挠和路径依赖


  第二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我们的经济结构需要继续调整,这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很多过去遗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要反对单纯以速度、以数量为标志的增长的,这是传统的增长方式。我们在曾经的一个时期,认为数量是重要的、速度是重要的,走的是传统发展的路子。这一定得改,现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就包含了补短板、降成本、还有解决产能过剩等等问题,主要是着重在改革。


  结构调整是重要的,但结构调整不是唯一的,唯一的应该是转变发展方式。我们现在的结构性改革重在转变发展方式,这就是要改变那种传统的只重数量和速度的发展方式,转为注重质量和效率。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为什么结构性改革一直在进行,但力度不够呢?因为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并不容易。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利益集团问题、这么多年的传统方式做下来了,已经形成利益集团了。他们不愿意改,因为改了自己的利益就丢了,所以能拖就拖。第二个问题,人们养成了惯性,或者叫路径依赖。有了利益集团的阻挠,不愿意改,有了路径依赖,不想改。很多人是跟在后面瞧,实在不行了我再改改,能拖就拖,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以结构性改革不仅是调结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仔细地认识到,补短板远远没有解决,降成本远远没有解决、去库存也没有解决。生意一好煤炭价格又上去了,所以煤照样挖。我们一定要站在全局角度看问题,一定要转变发展方式,我们的改革才算进了一大步。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过时了,当下的创新出现了变化


  第三个问题,创意、创新和创业。20世纪这一百年当中流行最广的经济学名词是“创新”。这是一百年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是60年代末才有的,熊彼特50年时代初就去世了,否则他肯定是最早的诺比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我们今天讲的创新、创业,理论根据还是来自熊彼特。


  但是,熊彼特的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创新环境出现了新变化。第一个不同,熊彼特给创新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重新整合。但是现在的人都不这么看了。认为创新是市场信息的重组。只有市场信息重组,你才能有新的发明、新的经济组织出现。


  第二个不同,当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理念的时候,他认为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企业家,另外一种是发明家。发明家整天在实验室中,企业家在市场上,但是二者之间是没联系的。企业家要寻找项目,看看有一些什么新发明。发明家也希望自己的发明能够更多的被推广,这两者血药平台,没有平台就找不到对方。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都认为重要的是有中间人,因为他们懂得现实情况,能够把科学家和发明家结合起来。现在年轻人认为创意最重要,没有创意就没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创业。现在完全变成了新情况,自然有中间人在为企业家和发明家指路,把两者结合到一起。


  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这些人,他们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是咖啡厅的常客,会在咖啡店里讨论新的创意,今天,中国也已经普及了这种氛围,你到中关村(000931,股吧)的咖啡店去看看,全是年轻人、博士生、他们都在交换信息,因为信息是最重要的。这样就有了创意,有了创意,后面的问题就好办了。


  第三个不同,熊彼特一直认为贷款是最重要的,企业家如果不和金融家有密切的联系,得不到贷款则一事无成,这适合于一百年前,但今天不是这种情况了。现在,资本很多,但是不知道项目在哪里,它要靠创意来辨别项目。一旦有了好项目,资本就自然到了。


  当然,银行贷款当然是一条路,但是投资也一是条路。别人看你这项目好,他就愿意来投资,平台已经搭成了,所以今天不像一百年前,你要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去贷一点款,只要真是好项目就不怕,因为资本都在找项目。


  第四个不同,一百年前的年轻人有力气、能干活,是简单劳动者。今天就不一样了,大学生、研究生、年轻教师都在找机会。现在的人才是不断出现的,今天比过去的机会好得多。但是, 机会跟挑战是并存的。这一批年轻人出来不怕失败,反正我什么本钱也没有,我就是在那里讨论讨论,介绍人把资源介绍给他,有了我就做。


  今天的年轻人是不可小看的。他们今天可能没有什么资本,但是他们不怕失败,不停的在这里折腾,能够有10%的人成功就不错了,5%的成功也不错了。但总有机会能成功的。


  第五个不同,今天的产业链比过去大很多倍。一百年前一条产业链的形成可不是简单的那时候没有平台、没信息、没有中间人。今天就不一样了,产业链的形成是很快的,谁能想到快递业发展得这么快。这都表明了今天的年轻人跟过去不一样,今天创业链、产业链的形成充满了新气象。


  最后一点不同是,一百年前最大的发明来自军工。一艘航空母舰集中了当时各种最新的发明,天上的战斗机是最新的,这都是从军工部门开始的。但今天不一样了,民用部门变成了主角,甚至军工部门也在用民用部门的新发明。这就表明了人们思想在变化,民用、军工渐渐打通了。这些情况都告诉我们,重视创新一定要懂得创新给我们的是什么?创新给我们是希望、创新给我们的是机会。


  市场是可以创造出来的,要提供人性化的产品


  谈第四个问题,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MBA学生提出了一个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四个推销员,指定去和尚庙里推销。第一个推销员一把梳子也没卖掉,和尚说我光头,要梳子有什么用?第二个推销员销了好几十把,他对和尚们说,梳子的第一功能是梳头,但还有第二功能,经常用梳子来刮刮头皮可以止痒、明目、美容、养颜,于是就销了好几十把梳子。第三个推销员呢,卖了几百个梳子,还拿到了订单,他在庙里观察发现,香火挺旺,香客挺多,磕头的人头发有点乱,香灰飘在头发上有点脏,于是找方丈去说,香客很虔诚,庙里应该关心他们,可以在佛堂前放几把干净梳子,香客们头发乱了可以梳一下,香灰掉在头发上可以弹掉。最后,第四个推销员卖了好几千把梳子,他对方丈说,经常有人给庙里捐献,庙里也应该有礼品回赠,木头梳子两边可以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刻刻上。 这些都告诉我们,市场是可以开拓的。提出新产品、发现新功能都是开拓。


  手机也是这样,不断开发新功能,每开发一次手机就换一次,有了新功能就创造了市场。所以市场是不断开辟出来的,同样的,今天的产品都要求人性化,这是当前一个重要的。你说我这个搞建材、水泥的企业怎么人性化呢?产品不能人性化,但服务员可以人性化、推销员可以人性化嘛,这都是要有人性化的,至于说消费品那就更加可以人性化了。


  现在的消费品跟一百年前也不一样了。一百年前的消费品的作用就是最大的满足消费者,一定要让消费者感到成本最低。但是后来发现,最优成本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做不到呢?比如女同志要买披肩,你知道市场上有多少种披肩吗?每一个质量怎么样,每一个价钱怎么样,你得花成本去找,等你找到了都记下来,比较过后再去买,早就没了,所以人们都不走这条路。经济学在50年代就提出了次优选择,意思就是说,我不是最优的,我是退而求其次的。我去买一个披肩,看了两家,不合适就不买了,即使买了,你问她满意吗?她也只是说“凑合”,这就是次优选择。现在,购买消费品的人们不是追求最大满足,而是追求较小遗憾,这就是次优选择。根据次优选择,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产品一定要人性化。


  人性化就包含了售货员很好的对待顾客。你不能说我做建材,不需要人性化,产品需要人性化,服务也需要人性化,还一定要建立品牌意识,开拓市场就看品牌,品牌是多年积累下来的。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知名品牌不够呢?有人告诉我,日本的中医中药是从中国学去的,可是比如治骨头痛的、治身上痒的、延年益寿的药,日本在国际市场占了一定优势,我们的反而不行。这就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品牌,中国有这么好的医学、中医宝贵的文化、宝贵的经验、产品,为什么不宣传,你是宣传力量不够,还是科研力量不够啊?这就是打开市场的门的问题,同时也要注意一点,过去常说酒好不怕巷子深,但实际上不是这种情况。酒好同样需要做广告,因为跟你竞争的品牌很多。市场开拓是门很深的学问,降成本跟品牌开拓也有很大的关系。你品牌真的好就能够把成本降下来,因为销售量大。


  保持产权 培育企业家精神


  第五个问题是企业家精神。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比方,他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者必然拥有的一种魅力。这话什么意思呢?创新者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一定要拼搏、吃苦耐劳、有眼光,唯有如此,才能打开这市场。这看法到今天同样是重要的。


  最近的中央文件中你注意到没有,提到过很多次企业家精神,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国企也需要企业家精神,民营资本、民间同样需要企业家,因为它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需要靠企业家精神去拼搏,小微企业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很多企业最早都是从小微企业起步的,没有拼搏精神那怎么行啊,所以企业家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需要,而且更需要是国有企业领导者能够率先发挥开拓精神,这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来培育企业家精神呢?第一条就是保护产权。不保护产权怎么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所以中央文件里面讲到,不仅是物权,而且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各种无形资产都应该受到保护,这样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很多人怕的是什么呢?“我一发明出来,你就盗用了”,这是知识产权的问题,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各种产权一律保护。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私有、非公有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这一点很重要。


  在谈到保护产权的时候,历史问题怎么办?中央文件中也隐隐约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问题还要进一步深挖,处理历史问题得有历史的眼光。我到广东、福建去调查民间信贷问题。很多人就说,应该让民间信贷浮到水面上来,在阳光下公平竞争,它为什么不敢呢?因为它在历史上可能跟某个走私案有关、本人有可能放过高利贷或者走私过,他怕人家追查旧帐。当时我不了解情况,我犯了错误,但是以后就怕你追,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样做?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的很清楚,还有很多路需要走。


  再看今天的银行,信贷上也有问题。银行有两大歧视,一个歧视叫规模歧视,还有一个是所有制歧视,你是国有的就优先给你,你是民营的就往后排。这两个歧视都不合市场原则。不应该有规模歧视,谁规模大我就贷钱给他。他们说如果都按照市场竞争原则的话,那就应该凭效益、凭你过去的记录。信贷这个“信”是最重要的。


  在这过程中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些地方已经实行了土地证,土地证和住房证到手后,一些农民就去办了抵押贷款,有一些人反对,说万一他不还了怎么办?那国家又要把它没收了,农民没房子住就会出问题。但后来调查发现,结果和预料的是相反的。


  农民用房子、土地来抵押进行小额贷款,那是整个家族的财产。如果因为欠收、或者客观原因还不了,全家族的人都会来保障你。为什么?因为土地好不容易确权了,绝不会轻易丢掉的,你没有钱全家族帮你啊。所以农民贷款的坏帐率是很低的,而且最后全家族担保把钱还了。我们再追问,为什么愿意帮着还钱,他们说,实际上是等着将来土地升值。


  中国家族企业有一个毛病,这是我们在南方企业调查的结果,家族企业有两本帐,一本帐是经济帐,一本帐是社会帐。经济帐就是一定要把这企业搞好,让全家族都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至于社会帐,是得救济家族的人,尽帮助家族的人的责任,不然这一些人怎么办。


  但是两本帐一定会出问题,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不合理,如果是孤儿寡母,丧失劳动力,帮助他们没问题,但如果是吃喝嫖赌变穷的,这样的人我帮助他干什么?所以家族不断的分离。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懂得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家都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力量来创造,总要有同伴、总要有家族、亲人。第二,企业家一定要懂得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变化。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提出过一个叫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们都是以最大的利润、最小的成本来进行判断的,但实际上古典派的时间是工业化的初期,现在的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了,叫社会人假设,意思是说,人不一定全按经济学的理性人的方式来做,比如说企业不是有矛盾吗?企业不是有互相竞争吗?经纪人假设是说最后一定是拼搏到底,两败俱伤,社会人假设就不一样了,人是社会人,人是现实的人,人应该考虑到“协商、和解、双赢”。


  这六个字表明,社会人假设不是最优选择,而是各自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和解就可以合作了,最后的结果是双赢的。企业家也应该是社会人,懂得协商、懂得和解、懂得双赢。中国建材培养了大批的企业家,企业家也不是一个身份,是精神啊。


  中国正在发生人力资本革命


  第六个问题,中国正在悄悄的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国外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现在中国农村没多少能进城了,中国改革的路也走到头了,改革红利枯竭了。唱衰中国的很重要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旧的改革红利枯竭了,这些观点都是错的。


  其实,中国正在悄悄的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过去只有“海归”,现在出现一个新词,叫“城归”,无论男女都在向回走,他们在寻找自己创业道路。


  我在陕西汉中地区考察,那里有南水北调的中线,从丹江口水库把汉江的水引到北京、天津,环保部门有规定,沿汉江两岸的农田一律不准撒农药,不准使化肥,被查出来就挨罚,必须完全用有机肥料。这种粮食不使用农药和化肥怎么行啊,所以当地就改种茶树,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茶叫富硒茶。种茶树不需要施化肥、也不需要施农药,但需要劳动力,所以当地农民就叫孩子回家帮忙,这不仅解决了家庭和睦的问题,还解决了留守妇女儿童和空巢老人的问题。


  我是贵州毕节试验区的总顾问,对毕节的情况了解比较多。那个地方大量的人走出去,现在又自动回来办小微企业。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了几年,有经验又懂得技术、又交了朋友,还有了积累。我去毕节发现开了两家面包店,以前毕节人连馒头都不吃的,还吃什么面包呢?现在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打工者学会了做面包、蛋糕,门口排了好长的队在买。


  另外,毕节是在贵州的西南部。当地的百货商店有时装,价格非常贵,在城里当过裁缝学会了技术的人就回来开了服装店,他们自己做最新款式、上海款式、香港款式都有、生意好、价钱便宜。更多的是旅游,毕节风景挺好,最著名的风景是百里杜鹃,有一百里的山上全是杜鹃。人们开了农家乐,这种变化不仅是在贫困地区,富裕地区一样有。


  浙江土地确权以后,有些农民到城里开作坊做生意去了,但田地总得有人种的,我们在浙江发现是安徽的人在种田。在苏南考察时发现,苏南的田是苏北人在种,苏南人自己去做生意了。这在过去人们想象得到吗?农民自费进学习班学习农业技术、农业机器的修理等等。所以中国的正在发生人力资本的革命。中国人口资源枯竭的理论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


  中国的改革争论了好多年,但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土地确权的改革使农民知道要学习、办家庭农场了,这都在变化。


  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 中国不会陷入其中


  最后一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新看法——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他是没有普遍性的。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有一些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就停滞在那个水平上了。拉丁美洲有几个国家、东南亚有几个国家,都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没有提出怎么解决,原因也没有说清楚。实际上从国外的很多资料来看,事实是如此,但原因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发展的制度陷阱。发展中国家原来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地的土族势力很强,比如酋长、大家族、地主之类。为什么当初独立者没有改呢?因为这些人是有势力的,而且他同意推翻旧王朝,也参加了独立革命,所以就没改。这样一来,就耽误了时间,改革是要趁热打铁的,如果那时候进行了土地的重分,就不会有后来这些矛盾了。现在越到后来就越难改,所以就变成制度性的问题了。


  第二个陷阱是社会危机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没改,传统的统治方式也没改,老百姓(603883,股吧)就有意见了,一部分人成为了激进派、左派,这部分人要重新起来斗争,结果内战就发生了。这个时候,西方国家趁机就帮助原来的那些人,结果形成了长期的社会不和。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本市场,国内没有人才。他们也会派人到国外去,但是大部分人毕业以后选择在国外就业,不愿意回去,那么,非洲、拉美那些穷地方的技术怎么能够有突破?必须有技术上的创新才能走向成功。


  很多人也不重视资本市场,只看重土地,认为土地越多越好,所以改革是很难进行的。这只能说是当初错过了最佳机会,改了就改了,不改拖到现在越来越难改。


  中国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计划经济时代尽管有各种缺点,但在当时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处在受孤立、受封锁的情况下,多次应该进行的改革都没改。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局面。


  尽管改革开放是很难的,但是毕竟有了几个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了这个之后,多年凭票供应粮食的情况没有了,集市贸易,鸡鸭鱼肉什么都有了。


  第二个突破是劳动力多了。过去都是工分制,都不出力干活,现在承包地的人不用那么多,多余的人怎么办?就开始创办乡镇企业。 80年代初你坐火车、坐长途汽车都会碰到一个现象,一些农民样子的人穿着西服,大包小包的推销员产品,他们在自己找市场。这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破的结果。


  第三个突破是经济特区的建设。你看那些高楼一栋一栋的建,工厂一座一座建。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市场开拓,还有经济特区的建设,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石头,从此激起了层层波浪,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么来看待的。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啊,跟中国是没关系的。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有一点是跟人家不一样,所有那些发展中国家,改革就改了,它是不会倒退的,不管它原来是奴隶制、大地主制,它从传统的模式出来的,它的目标是资本主义目标,既然是资本主义目标,那它就会这么想,怎么也不会回过去那个传统社会,所以不会倒退,就会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上面。


  但中国不一样,因为中国有可能倒退,尽管现在倒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少。因为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了解的人认为这就是倒退了,很多人说,平均主义好、吃汤泡饭好,但他不懂,计划经济是你属于哪一个档次你哪个档次的锅里吃饭。


  十八大以后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所以中国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会越来越多。


  今天就当到这里,谢谢大家。


来源:新浪网

作者:厉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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