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数大增速低是必然性吗？这二者的关系是如何的？本文旨在阐明GDP基数和增速之间的关系。概括而言，基数和增速在有的增长阶段是正向关系，在另一些阶段则是反向关系，而在有的阶段两者几乎没有关系。
笔者的同事赵昌文研究员和朱鸿鸣博士近期出版的《持久战新论》中，围绕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基数大，增速低”，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的著作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这个说法的缺陷。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重大而艰深，既关系到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判断，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经济增长理论问题，因而也关系到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判断。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多次反复。所以专门为文，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单纯从数学上讲，“基数大，增速低”显然没有任何道理，任意想象一个变量，我们完全可以在观念中让它一直“驴打滚”下去，增速不会因为基数扩大而降低。不过，分析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增速显然不能沿用这样的纯数学逻辑。
现实当中关于GDP基数和增速之间关系的流行说法是，“基数大了，增速会降低”，理由是基数大了，现在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对应的增量越来越大了。比如2015年中国GDP为68万亿元，一个百分点增量就对应6800亿元。1984年的GDP总规模仅仅为7300亿元。如果考虑价格因素，2015年GDP基数的3．3个百分点对应的增量，就相当于1978年的GDP总量。当然，还可以从国别间横向比较的角度给出这样的理由：中国现在GDP每一个百分点对应的增量，相当于国际上排位55名左右的经济体一年的GDP总量。这种说法虽然并非全无道理，却似是而非。下面详细分析。
《持久战新论》指出，在通常的商业周期的波峰波谷上，“基数大，增速低”显然不是机械地成立的。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抽象掉上面的商业周期的影响之后，我们在更大时间跨度、更长的增长阶段上，把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为了分析之便，先抽象掉人口总量增速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把总量GDP转化为人均GDP。在分析完人均GDP的基数和增速关系的基础上，后文再把人口因素加进来。
接下来，我们分全球技术前沿国家、追赶型国家（也兼顾未实现起飞的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类型，对于基数和增速的关系加以讨论。
人类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史当中，全球技术前沿国家的增速的经验是：人均GDP增速基本稳定，且其水平大约接近2％。如果抽象掉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美国在过去180多年中人均GDP年增速就是这个水平。在笔者《人类知识前沿外推速度常数与“追赶奇迹”极限》一文中，把这个2％称为人类知识前沿外推的速度，它似乎是一个常数。也就是说，在美国这样的全球技术前沿国家的经验中，人均GDP基数在不断增大，但人均GDP增速大致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可以说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未来人类社会技术进步速度能否突破这个常数，现在尚不得而知，需要时间给出答案。如果未来技术进步速度台阶性加快，那么，在迈向新的高台阶过程中就会出现“基数大，增速快”的情形；等转入新的技术前沿外推速度后，就又恢复“基数与增速无关”的状态。同理，如果未来人类技术进步速度台阶性放慢，我们可以推导出基数与增速的关系会怎样变化。
上面分析的是全球技术前沿国家的情形。而追赶型国家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笔者把二战后成功实现追赶的少数几个经济体人均GDP增速轨迹，称为“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包括这样一个过程：低速增长——起飞并达到一个较高增速平台上——以较高且较稳定的增速为特征的长达30年的平台期——经济增速逐步递减并趋近于前沿国家的水平。整个追赶周期涉及到四个阶段、三次阶段转变，不同阶段上基数和增速之间的关系是多变的，背后的机制也是不同的。
第一个阶段是低速增长。追赶型国家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今天仍然处于这样的阶段。处于该阶段的经济体和今天的中国相比，人均GDP基数要更低，人均GDP增速也更低。这些经验现象表明，基数小但增速未必高。而这些经验现象也容易沿用《持久战新论》的逻辑加以解释：因为这些国家经济体制存在问题，不能把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有效地释放出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追赶。
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是由低速增长到起飞，是典型的“基数扩大，增速也提高”的过程。这个经验现象也表明基数扩大、增速未必低。该现象也可以用《持久战新论》的逻辑加以解释，即“体制改革释放了后发优势，促成了起飞和经济加速”。
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的转变，即高速追赶平台期结束之后，增速逐渐递减并趋近于前沿国家的水平，呈现“基数大，增速低”态势。这个现象是下面两个机制的叠加所导致。
机制之一是技术上的后发优势逐步缩小。追赶型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潜在速度，决定于其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随着追赶的推进，人均GDP水平基数在提高，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也相应缩小。这样，追赶型经济体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也就会缩小，进而会导致“基数大，增速低”。
机制之二是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当今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巴罗回归所提出的收敛机制是，人均GDP基数提高意味着人均资本保有量提高，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增速也会递减。
现在分析第三阶段，即高速追赶平台期，这个阶段上，虽然人均GDP基数在逐年扩大，但年均增速在抽象掉经济周期等短期波动后，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平台期上，增速既没有随着基数扩大而明显降低，也没有明显提高。大致上呈现出基数和增速脱钩或者说无关的特征。
但这个现象并不容易解释。笔者的文献阅读范围内，连这个平台期上反常的基数和增速关系的经验现象都鲜有涉及，更遑论系统解释。笔者曾尝试在《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一文中提出一种解释：在高速追赶平台期，技术进步速度大体上抵消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使人均GDP增速得以稳定地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以上是抽象掉短期的商业周期波动之后，从较长期视角进行的人均GDP基数和增速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把人口加入进来。
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始终不变，那么上述不同的情形下直接把人口因素加进来，就可以得出总量GDP及其增速之间的关系。但在不同增长阶段上，人们生育行为有明显差别，大体上呈现出“收入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的特点。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经验是，人口增速随着人口基数增大而降低。把该因素加进来之后，总量GDP及其增速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在上述人均GDP基数和增速关系各情形基础上，叠加了一个“基数大，增速低”的人口因素的效应。
最后回到中国经济未来增速的问题上。根据前面的分析，要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关键要判断处在追赶周期的哪个阶段。一些证据表明中国高速追赶平台期已经结束并向下一个阶段过渡，如是，则未来中国将呈现基数大，增速低的趋势；但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国高速追赶平台期尚未结束，如是，则很有可能度过几年困难时期之后，在经济基数扩大的同时保持相对高且稳定的增速。最终会怎样，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