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国家经济脱虚向实的因素是什么？其中财税和侧改革就是重点，国家的理财之政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财政。在中国经济L型探底阶段，如何理好财，保证实现政府职能，是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2016年即将过去，2017年稳是主基调。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俊伟、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
总体而言，财税改革从简化和降低税率入手，加强税收征管，双管齐下可保证国家税收收入不会明确下降。中国还需来一场去杠杆、挤泡沫的攻坚，因为资产泡沫越大，脱实向虚的趋势就越难逆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推进体制性和机制性改革，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问题，真正让市场对企业的退出起倒逼机制作用。
财税改革：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企业效益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财政收入低速增长。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是希望降低企业成本、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创业创新，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财政部预计，2016年全年减税约5000亿元。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表示，可以从简化和降低税率入手，加强税收征管。
张俊伟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称：“减税可以把握两条原则：工业企业的税要降下来，服务业企业可适当稍加一些，保持平衡。并实施阶段性减税方案，比如在三年内不收，三年以后开始征税。2017年可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改革，对中等收入群体减税，并且简化税率。个人所得税可以提高免征额，分不同的税收等级。同时清理政府基金，研究税收的调整措施。社保基金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测算平衡。”
李迅雷表示，税制改革可双管齐下：降低税率总水平、加强税收征管。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高，但大部分富人并没有征到，只征到了工薪阶层。但最高45%的个人所得税率太高，可以降低到30%，现在真正纳税的只有两三千万人，征税面可以更广一些，同时遏制偷税漏税现象。这样一来，相信国家的税收收入不会明显下降。
在屈宏斌看来，国家减税费的力度应该继续加大。他告诉记者：“‘营改增’等措施惠及多数服务业企业，但对制造业企业帮助有限。未来减税力度应加大，避免碎片式、间歇式的调控。在未来一到两年内，将所有行业的中小企业税负直接减半或者取消，维持该政策直到经济出现明确好转为止。”降成本降不好，会促使一些企业去海外投资。企业界人士称，增值税的税率还是偏高，因此成本很高。更多人关注2017年“两会”上能否把五大任务落到实处。
财税改革关键点是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张俊伟称，“要把已有并制定的法律法规落到实处，调整政府人员配备，及早谋划。上下级政府之间，上级要放权。更重要的是，根据新《预算法》，财政预算要加强人大的监督，人大监督也要鼓励创新，建立约束机制。”财税改革的难点还在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健全地方税体系。张俊伟表示，地方税的主体之一房产税，目前来看明年推出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有难处。眼下要充实地方税，环境保护税已被列为地方收入，消费税也可以考虑转给地方，在哪消费就在哪收。资源税可以让地方分享。美国是对所有房子都征税，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可能会接近香港的做法，从第二套房子开始征收，以租金收入作为基数。这可以起到收入调节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国有，土地所有者能获得地租。但在征房产税的同时，要承诺给低收入和刚需群体保证住房，加强经济适用房建设等。
李迅雷也认为房产税的征收有一定的难度，“如果要开征可能要等到‘十九大’以后。中国部分人有很多套房子，但可能没有钱交税，除非把房子变现，这存在一定的悖论。购房者非常多，自有房套数也多，但要让其真正纳税是件非常难的事情”。但他表示，中国当前无论准备推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守住稳增长和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两条底线，这是稳中求进的内涵。如果资本利得税和房产税的推出不会导致股价和房价的悬崖式下跌，早应该推出了，但谁也不敢保证不出问题。但资本利得税和房产税越是不敢出台，资产泡沫就越大，脱实向虚的趋势就越难逆转。
金融改革：应强力挤出资产泡沫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实际上就表达了对过去虚拟经济过度繁荣、整个经济脱实向虚的担忧。
“从中国前三个季度GDP分项贡献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所创造的GDP占8.8%，这一水平明显高于日本(5%)、美国(不到7%)和英国。金融的过度发展不仅让实业衰落，也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我国近年来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伤透脑筋，把降成本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五大目标之一，故难以容忍虚拟经济的高杠杆逼迫市场利率水平进一步提高。”李迅雷称。
李迅雷分析，企业为了应对盈利下降，会有两种方式：转行，脱实向虚，投资房地产或金融；加杠杆，扩大生产规模，薄利多销。民企一般多选择前者，因民企融资成本高，且船小好调头。国企多选择后者，因融资成本相对低，又要担负起稳增长的任务。国企中的僵尸企业多，靠银行贷款才能存活。据国资委数据，2016年1-10月份，国企(不含金融企业)利润总额19197亿元，同比仅增0.4%，负债总额86.5万亿元，同比增10.4%。负债的增长幅度要远超利润的增幅。
据统计数据，1996年，中国的M2规模才7.5万亿元左右，股市的规模也很小。如今M2规模达到153万亿元，是20年前的20倍，股票总市值成为全球第二，但实体经济的增幅并没有那么大，这是导致货币泛滥的根本原因。
李迅雷认为，实体经济的繁荣要靠需求来推动，目前是供给过剩。尽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改善供给，但由于货币超发没有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故总需求不足将是一个长期问题。M2的增长部分大多落到了高收入群体中，这也是脱实向虚趋势难以改变的主要逻辑，即货币泛滥不仅带来“虚”的需求大增、供给不足，还导致“实”的需求不足而供给过剩。
近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较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称，2015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近600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2015年8月到现在外汇储备下降了7000亿美元，加起来在过去一年里损失了1.3万亿美元资本的外流。如果大家都去银行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这是非常大的冲击。
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就表示，在保持适度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走向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机制，这是有用的框架。要保持税率水平的相对稳定，不在短期内大起大落，不给国际国内投资者、国际市场造成不稳定的影响或预期。近期的金融风险确实在上升。消除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要靠市场纪律，打破刚性兑付，所有的矛头根本来源于稳增长和升级换代，要保证去杠杆，保持金融稳定，矛头都指向现在还没有成功退出的僵尸企业，难点仍然在国企改革。
供给侧改革：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2017年是深化之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称其内涵是：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化解风险，实现宏观经济新的再平衡，重要的是要推进体制性和机制性改革，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问题。关键领域的改革，比如产能过剩、僵尸企业，背后有很大的机制性和体制性问题，政府出于种种考虑对很多失去市场生存能力的企业，仍有超出市场的扶持和帮助，甚至保护。
卢锋认为，要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真正让市场对企业的退出起倒逼机制。有些僵尸企业退出有困难，政府可以帮助，但政府应该拿掉“呼吸机”，这是涉及到体制性、机制性改革最重要的问题。
屈宏斌则表示，必须提高地方政府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为地方政府官员提供合适的激励机制，对改革执行进度快的地方政府给予资金等资源支持，将改革成效纳入对官员的评选考核机制中。对于低效企业破产、清算中产生的坏账，要及时、尽早发现和认可，并通过核销、转售给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化，债转股等手段处理。各级政府部门应减少对银行认定和处理坏账的干预，帮助企业尽快实现人员的优化配置，在精简过剩产能行业从业人员的同时，加大在安置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转岗培训、再就业或是自主创业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
具体而言，要提高下岗职工的社保水平、对去产能企业下岗安置的奖补基金，以对冲供给侧改革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可由政府出资购买存量房产，将其转变为小面积的廉租房低价租给农村转移劳动人口居住，或财政直接加大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购房的补贴力度。在财政扩张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可共同设立5-10万亿元的住房基金，以此来为政府购入房地产库存提供支持。
屈宏斌还认为，降低“五险一金”支出是减轻企业负担的有效手段。如果将企业养老和医疗保险企业部门的缴存比例一次性降6-8个百分点，大约可为企业减轻1.5万亿元的社会保障负担，这大约占名义GDP的2%。如果企业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再投资，在乘数效应的带动下，对经济增长拉动力量巨大。为了保障职工的福利不受损害，可以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产的方式来填补社保缺口。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将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12座城市将开始试点“五险一金”变成“四险一金”，不仅可简化制度，也可以提高单个险种的管理效率。工伤保险与医疗保险有紧密联系，未来也存在合并的基础与可能。而国外社会保险的主流险种是养老、医保和失业。
实际上，不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还是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都是为了增强企业和社会的信心，使其感受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温度。如果沉重的负担挤压了企业的生存空间，那政府的税收就成为无米之炊。改革需要大刀阔斧地真正动起来，立说立行，只争朝夕，中国经济走出L型也就指日可待。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