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中国新型的增长模式？当中少不了要改革落实这一环节。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9日召开会议研究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要召开党的十九大，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本期圆桌论坛邀请国内研究宏观经济的人士讨论明年乃至“十三五”时期加快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期待更多改革措施真正落地。
嘉宾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高国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陈卫东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
屈宏斌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在经济新常态下，坚持稳中求进、推进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要把握的关键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去年提出的五大任务在日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延续，包括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有实质性进展，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基础性关键性改革，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完善法治建设、改善投资环境、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开放领域、积极吸引外资等。国内经济研究人士认为，中国保持相对合理的经济增速是重要的，但可以不固定具体的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万众创新、体制机制继续配套和创新、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都是关键。
经济新旧模式转换改革提振市场信心
中国经济时报：“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中国经济将由工业主导型经济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由要素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由投资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2017年是深化改革之年，经济形势会怎样？新旧动能的转换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过程。如何增强转换的动力，尽快建立新型增长模式？
余淼杰：中国经济实现增长和结构转型，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经济增速是重要的，但没必要把它固定成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是6．5％或是多少。只要能保证中国经济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的火车头，能超过其他主要经济体就足够了。现在来看，中国经济增速快于美国和欧盟的增速是没问题的，美国的盘子大，如果想保持3％以上的增长是非常难的。
中国如果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快速提升的话，为了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速而拔苗助长的话，欲速则不达。供给侧改革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增加企业的创新能力，万众创新是关键，仔细衡量工序的改进和新产品的创新。新产品和高端技术很难依靠普通老百姓实现，要依靠科研实力强的机构或企业来研发。要让企业具有创新能力，让中国产品在全球保持竞争力。从前30年经济增长看，中国产品比其他国家廉价，但现在劳动力成本相比东盟国家已没有竞争力。中国仍能保持较大的出口额，是因为东盟国家总体市场较小，虽然拿走了一部分，但大头还是中国的。中国产品相比德国和日本的产品质量还有一段距离，提高产品质量不是一日之功。
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不能简单靠投资拉动，也不应简单地看作将来要通过消费来拉动。现在中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以消费拉动经济有些力不从心，通过拉动内需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消费能力只是拉动内需的一种方式。拉动内需可以通过减税等方式，让企业盈利增加，然后企业根据合理的方向去投资。
高国力：“十三五”时期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结构要转换，制造业、农业转向服务业，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上升。实现经济动能的转换，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产业发展的转型、新兴增长区的转换、社会领域的动能转换、新型城镇化来支撑。
产业发展转型主体从传统的、低端、低附加值的产业，逐步转向高端、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如果这个转型能持续推动，就能支撑“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长。服务业占比目前超过了制造业，重要的是产业竞争力要能在国际上有影响力，这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需要多地方、多部门共同努力。中国现在很多产业和产品从总量和规模上在全球排第一，但核心技术都在国外，下一步要让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上台阶。
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依靠东部沿海地区，新兴增长区下一步要转换到中西部地区，从空间转换上有序、梯度地转移到中部，甚至部分西部地区，就为动能转换提供了很大的支撑。在社会领域的动能转换方面，“十三五”时期要依靠基本公共服务。当前社会领域的最大问题是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不高，教育、医疗、环境、居住等都需要大幅度提升。即使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平均公共服务水平很高，但还不够均等，郊区还有待挖掘的空间。
新型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要解决看病等公共服务需求，购物、娱乐，也会产生消费需求，城镇化蕴含的潜力巨大。我国现在真正有消费能力的富裕人群基本消费已满足，而且都去国外买优质产品了，国内仍然缺少满足消费的优质产品，比如健康、养老、休闲等优质、高端的消费产品不足。广大的低收入群体，耐用品消费还远远没有饱和，这对农村消费是很大的带动，但农民有限的钱要买农资、看病、供子女上学，也不敢花钱。当前挖掘新兴的增长动能，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先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的是全要素生产率，中国过去几年不增反降，以下几方面要配套政策：我国资本投资回报率有走低的趋势，要保证其提高。当前固定资本投资回报率都在10％以下，要积极撬动广大的民间资本。我国土地就紧缺，现在用地又粗放，效率低下，土地要素供给紧张和短缺，对存量土地如何改造和提升，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红利下降。今年放开二孩政策，保证劳动力供给不会出现大的下降。体制机制要继续配套和创新，这决定着全要素增长率能否提升。
陈卫东：2017年中国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新旧动力进一步切换、新旧模式进一步转换，预计经济总体上将稳定运行，GDP增长在6．7％左右，与2016年基本持平。但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更加复杂多变，不确定性显著增多，增加了研判形势和政策抉择的难度。国内要保持经济稳定运行，需要关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否保持20％左右的高增长，房地产新政将影响市场预期。制造业持续去产能、PPI上涨可持续性，都影响工业生产和制造业投资能否持续回升。而美国经济贸易投资政策变化、英国脱欧进程、各国经济走势和宏观政策不同步等，是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外部因素。
随着《中国制造2025》不断推进和落实，创新氛围逐步形成，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步伐将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有利于工业的稳定增长。经济趋稳、去产能背景下工业产品价格或将延续回升。2017年降成本力度会加大，有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持续改善。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新产业、新行业加快形成，基础设施将继续加码。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的“核心”、国企改革有效推进已经激发市场活力，明年下半年召开的十九大将打开改革红利的想象空间，提振市场信心。
屈宏斌：中国经济在2016年企稳，此种趋势会在2017年延续。随着需求的提升，通缩压力将继续缓解，通货再膨胀将持续。价格的改善将有助于增加企业利润、减轻债务负担，并使民间投资企稳甚至适度复苏。尽管房地产市场增速似乎会在未来几个月放缓，但预期其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是可控的。与国内的稳定形势不同，外部经济环境更具挑战性。预计中美将就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国企改革等问题继续展开一系列艰难的谈判，不会爆发全面的贸易战。2016年，中央政府在国企去杠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明年去杠杆会提速，将有更多僵尸企业被关闭、重工业将继续去产能，坏账处理将加快。
对外贸易“化整为零”加强全球政策协调
中国经济时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的经济转型将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结构性改革都是为了促进繁荣发展，如何减少与其他国家的摩擦，加快开放，共同推进包容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余淼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贸易摩擦会加大。他说要退出WTO和TPP、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等，基辛格说他不会都这么做，但在我理解是有的提法会做，有的不会做。具体地，美国退出WTO是不太现实，定义成汇率操纵国目前看来也言之尚早。但美国应该会退出TPP。这样的话，中国的“一带一路”大有可为。就目前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比陆上丝绸之路更贴近现实。
之前有中国—东盟自贸区，东盟“10加6”（东盟10国加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日本一直偏向TPP，但现在的现实是，如果东盟“10加6”的自贸谈判成功，海上丝路就更可能成功。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可以预计当前人民币贬值后，2017年第一季度过后会稳步升值。因为如果美国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会影响贸易。可能的对策是：在对外贸易中“化整为零”。中国不应过分依赖于与美国的贸易，其实现在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差不多，分别是13％和12％，中国应加强对金砖五国的出口，不是传统的南北贸易（南指发展中国家，北指发达国家），更多出现北北贸易或南南贸易，在同等行业中既出口也进口。推进RCEP、金砖五国自贸区的建设等，是化解贸易摩擦的方式。我们要“有利、有理、有节”地进行贸易谈判。如果他国实行高关税，实施特保税、反倾销税、反补贴税，那我们也可以适当地实施“双反”，这样他国的贸易制裁就会适可而止。
至于说中国是否是汇率操纵国？客观讲，中国并没有操纵汇率。美国如要将中国合法地界定为汇率操纵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中国长期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3％以上、中国政府持续对汇率干预。就目前看，中国只符合第一个条件。但中国的贸易顺差除了去年以外，其他各年的顺差GDP比都是低于3％。另外，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央行对汇率基本是没有干预，是让市场去决定均衡汇率。所以说界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以前改革开放多强调“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现在应该逆过来说，就是“对外改革、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应取消国内经济中扭曲部分和资源错配。客观讲，目前对民营经济的“玻璃门”仍然存在，民营企业借钱或拿地的价格要比国企高得多，这就是要素扭曲。要素扭曲必定造成资源错配。现在部分民营企业在国内受到排挤，就希望“走出去”投资。如果取消政策的扭曲，民营经济的活力会得到释放。此外，户籍制度必须尽快改革，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户籍制度导致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年轻人出去打工，最后会回老家。如果户籍制度改革或废除的话，人口红利可以进一步释放，继续保持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而且对加工贸易的企业，应该允许在国内进行销售。如果这部分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物价会下降，经济会增长，可以挖掘经济的潜力。
高国力：在“十三五”时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加强同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合。我们发展开放型经济，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提出“优进优出”，而不是“大进大出’,以后很难再靠大量的进出口来拉动经济，要提升贸易的层次和效益，靠服务、品牌、质量来提升国际竞争力。贸易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这几年，我国加工贸易下降，一般贸易在提升，要提升一般贸易的附加值。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赚了个组装费，而且把国内环境破坏了，效益却让国际上赚走了。以后高排放、高污染的项目要少发展，发展科技含量高、排放小的加工贸易。服务贸易现在是逆差，流出的多，流进的少。旅游消费是构成服务贸易逆差最重要的一块。2015年境外旅游超过1亿人次，今年的人数可能更多，大量的国人都到国外去留学、休闲、娱乐、看病等。
现在企业“走出去”投资的也很多。2015年对外投资超过实际利用外资，对外投资能力在增加，但可能会引发投资国的摩擦。今后要提高对外投资的层次，现在很多投能源、矿产、林业，下一步要投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现在对外投资主体是央企、国企，下一步要带动民间资本投资，形成多元化的格局。目前我们的对外工程承包，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长得很快，可以带动劳务输出，修基础设施、体育馆等，同时把中国的标准、设计、创造都带入全球体系。
陈卫东：近来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等，冲击了投资者信心。展望明年，中国、印度、印尼等亚太新兴经济体有望维持相对较高的增速，继续成为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力量，特别是“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与建设步伐持续推进，成为全球需求增长的亮点。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困局需要寻找突破口，加强全球政策协调和治理合作尤为重要。通过完善全球治理，可加大宏观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深化结构性改革以激发技术创新的动力，推动国际金融市场更趋稳定以促进实体经济复苏。同时，通过维护和平稳定的地缘政局和公平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为各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屈宏斌：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生产率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各国政策均面临压力。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未来一年不太可能会出现重大突破，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战。双边谈判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甚至随着双方逐渐适应对方不断变化的需求，可能会提供重建双边关系的机会。
在11月11日《中美贸易关系：评估对中国进口征收“45％关税”的影响》报告中，我们分析了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均征收45％的关税等极端建议的潜在影响。通过对此种假设的分析，考虑到中国很可能会采取反击措施，此种策略对双方的伤害过大，并非是明智之举。更现实的情况是，这些极端措施可能被用作谈判的筹码，双方则侧重于更实质性的问题。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美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两国的大部分愿望已无法在现有的世贸组织框架下实现。美国要求中国取消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这不属于中国在现有的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义务。中国希望为其成长型企业提供更加国际化的平台，更多关注的是投资而不是商品。这表明基于互需的新的理解框架是必要的，惩罚性政策不能使任何一方受益。
尽管双边关系越发复杂，但仍存在合作的空间。美国可以将其减少对重工业产品补贴（甚至是国企改革）的需求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景相挂钩。投资领域的谈判范围更广。对于美国而言，重点在于美国公司在中国服务业中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环境的问题。对中国而言，重点是解决希望“走出去”并攀升学习曲线的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复杂的准入条件和监管标准设置。为此，中美已就双边投资协定展开近十年的谈判，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尽管双方有时在许多问题上似乎与达成共识相距甚远，但需要强调的是合作已给双方乃至全球经济带来很多经济利益。中国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意味着总会有新的合作机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应被视为是互惠互利之举。
政策支撑稳增长改革在协调方面形成合力
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政策总基调是稳中有进，宏观调控可能继续采取“积极财政、稳健货币”组合，如何在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之下实现稳增长？
余淼杰：明年上半年出口会呈现比较正面的提升，现在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但到明年第二季度左右，我判断人民币又会升值，出口会有所下降。现在经济比较低迷，明年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会太大。现在实体经济比较差，可能会增加货币的投放。明年的经济环境总体会和今年差不多，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出口会更加严峻。投资和消费将会是重要的一块。
高国力：明年面临的改革会放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如果没有改革的真正有效落地，很多工作都会受到影响。改革要更多强调落地和实效。适当重点突出，收缩会议和出台文件的数量，聚焦改革的突破口，提高改革的实效。要加强改革涉及相关部门的协调。有时候，这个部门允许做这个，那个部门又不允许做，很多部门都无所适从，不知道改革是放还是收，因此，改革应加强统筹协调，在协调方面要形成合力，让改革真正往前推进。
陈卫东：在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的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依然是稳增长的重要支撑。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财政收入增速或进一步回落，基建、民生等领域支出保持刚性，财政形势将会更加严峻，财政稳增长有空间，但也面临一定挑战。在财政和债务风险可控的基础上，赤字率可能在2016年的基础上有所上调，延续阶段性提高赤字率的调控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减税不仅可以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增加有效投资，又能够促进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稳增长和供给侧改革的利器。尽管财政收入不容乐观，但新增赤字可以主要用于弥补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减收，这为2017年继续深入推进结构性减税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当前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但当前地方政府不仅财政收入下降，部分地区偿债压力较大，尤其是市县级政府面临较大的资金约束压力。估计2016年财政支出增速在12％左右，2017年或将进一步下滑。新增财政赤字用于改善生产力形成条件，用于改善民生，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从跨周期平衡看，经济下行期适当扩大赤字是必要的。房地产需要维持适当的调控力度，这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非常重要。不过其短期影响效果还需关注。
屈宏斌：明年将继续实行财政扩张，基础设施投资仍将是主要的增长驱动力。由于通缩压力继续缓解，预计明年将不会降息或降准。然而，近期尚无全面的通胀压力，预计货币环境将维持大体宽松。与国内的稳定形势不同，稳定的经济增长和通缩压力的缓解应为改革提供支持。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