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要进行改革权责一致是必须手段，改革须先实现权责一致，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是建立科学规范政府间关系的核心内容，法治化和规范化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由之路。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中国政府曾提出到2020年建成现代财政制度，其内涵包括权力和责任要一致，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并具有法制保障。2016年8月下旬，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这是首次系统提出从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即政府公共权力纵向配置角度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从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层面看，事权改革是必须推动的改革之一。现代财政制度的主要内容中，建立现代预算制度以新《预算法》的实施为标志；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在“营改增”全面推开后，地方政府税收体系正在设计中。而事权的明确划分，将破除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障碍，为中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供支撑。

　　此次事权改革最大的亮点在于，财政事权将由中央决定，并适度加强中央政府承担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和能力。同时，发挥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加强区域内事务管理的优势，调动和保护地方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与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近年来所提及的观点一致：“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改革方向看，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比重应当大幅提高。”

　　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67％，法国中央政府的收入占GDP的90％。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时，中央财政收入确定的目标是占GDP的60％，但一直没达到过，最高的一年是56％，大部分年份是50％左右。然而，美国联邦政府承担的事务占50％，中国中央政府只承担约14％的事务。从《意见》出台的背景看，无疑将强化中央的财政事权履行责任，改革方向应当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教育、医疗、社保等。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中上级政府的责任，加快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经历了从统收统支（1950年至1979年）到分灶吃饭与财政包干制（1980年至1993年），1994年至今是分税制阶段。分税制改革使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下降，随后地方财政出现收支不平衡，缺口逐年拉大，区县级尤为突出。2015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支出大于收入差额为5000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支大于收差额为16200亿元。

　　为了弥补失衡，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源，进而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地方政府为了基础设施建设等，大举借债融资，地方债激增、违约风险上升。而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投入相对不足。2010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6％，2015年提高到6．8％；2010年我国教育支出为1．2万亿元，到2015年是2．6万亿元。

　　笔者在地方调研时，反映最多的是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还算满满当当，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乡财政就捉襟见肘。越到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权力与责任不匹配的问题越突出。可见，事权改革必须推进。政府间事权划分不仅涉及行政权划分，还涉及到立法、司法等广义的公共服务部门，这是大事权的概念。在此之前，事权的清晰界定一直存在难度。

　　《意见》提出了财政事权改革的时间表，还划分了财政事权范围，以此实现权责利相统一。中央的财政事权范围包括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河湖治理、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国性大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用和保护等九大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包括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公共文化、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业、粮食安全、跨省（区、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与治理等。将社会治安、市政交通、农村公路、城乡社区事务等受益范围地域性强、信息较为复杂且主要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地方的财政事权。

　　从时间表看，2016年选取国防、外交等领域率先启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2017年至2018年争取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取得进展。2019年至2020年基本完成主要领域改革，适时制定修订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研究起草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推动形成保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

　　笔者曾与地方人士谈起财政改革的话题，其建议修订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政府、社会、市场的边界要有具体界定，对政府职责细化和法定，尤其要尽快解决地方税体系的问题，使地方政府有明确稳定的收入预期。改革的顺利推行需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意见》也提出，“应由市场或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由市场主体或社会力量承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何发挥，需慢慢琢磨和体会。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是建立科学规范政府间关系的核心内容，法治化和规范化道路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由之路。明确责权利、划分财政事权范围、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让行政权力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最终希望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实现政府服务性职能的根本转变。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